我们将用一些总结性的内容开启这一章。首先，我们将讨论罗马社会中财富和社会地位相辅相成的独特方式。随后，我们会考察财富是如何从土地上被汲取出来的。在此之后，我们将专注于一个世纪：我们会尝试勾勒4世纪拉丁西方地区中上层社会的结构，尽管篇幅上难免简短；我们会考察一个新的社会从多个方面看是何种模样——作为罗马帝国深刻的秩序重构的结果，这个公元300年之后的新社会中出现了新的阶层形式和新的财富展示方式。
让我们以提出第一个问题开始：晚期罗马社会中的“财富”究竟指的是什么？对这个时期的有钱人有过观察的人倾向于给出一个简单的回答。在绝大多数例子里，财富就是可以将劳动转化成食物的土地。对于有钱人来说，食物可以进一步转化成金钱，进而兑换成特权和权力。
我们能在社会的多个层面上看到这一进程在起作用。一个发生在4世纪非洲内陆的发迹故事能够很好地把它阐释清楚。一段来自马克塔尔（位于突尼斯西南部内陆高原边缘的一座城市）的铭文讲述了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穷人”是如何赢得财富和特权的。他的名字并没有出现，学者们都称他为“马克塔尔的收获者”。他用一长段铭文记录了自己的一生。他从不曾完全没有土地。在度过了依靠自己的土地勉强维生的日子后，他发家成了一个劳工群体的工头。这个群体中的很多人是没有土地的，与他相比贫穷得多。作为收获时节的劳力，这些劳工将会遍布东努米底亚（位于今天的突尼斯和阿尔及利亚之间）。“在毒日头之下”十二年的劳作，让“马克塔尔的收获者”最后成为“一家之主”，也就是一个不错的农场的拥有者。最终，来自产业的收入使他有资格成为马克塔尔市议会的成员。
我坐进了市议会的庙宇里（指的是马克塔尔“神圣的”议会大厅），我从一个“小农民”变成了一位受人尊敬的公民、一位检察官。
通过加入市议会，我们的这位“收获者”跨越了罗马世界最重要的社会门槛。它并非现代意义上贫穷和富裕的门槛，而是罗马世界中最为关键的、在寂寂无闻和品位之间的门槛。成为如马卡塔尔这样的罗马城市的统治成员，使“收获者”得以通向特权和权力，他不再只是一介小农。作为一位市议员［即一位curialis——curia（公民群体）中的一员，或者decurio，即市议会的一个成员］，他成了一个更有地位的人。例如，他不能被鞭笞或者拷打，这不是个可有可无的特权，在这个以残忍闻名的帝国里，一般的老百姓没法享有这种特权。“收获者”在市议会中的席位，连同他代表市议会参加活动带来的“地位”，足以让他在其所在地区成为一个小贵族了。[2]
仅仅在非洲就有500个像马克塔尔这样的城市。它们像一张细网，覆盖在今天突尼斯东北部的土地上。离马克塔尔最近的城市与其相距只有10英里。大多数非洲城市的人口都在2000～5000人，放在今天，它们可能会被称作“农业镇”。可这些城市并不这样看自己。严格来说，每一座这样的城市都是一个受罗马帝国大伞庇护的自治的政治体。[3]
对于现代人来说，这可能看起来有点怪。就好像法国和意大利的基层结构是由许多摩纳哥小公国与圣马力诺共和国构成的。然而，这些从那个属于小公国和城邦的世界遗留下的残余，在我们的时代里成了税务的庇护所。它们出了名地不情愿法国和意大利的税务官插手存在它们那里的钱。与之相比，罗马帝国的情况截然相反：正是在征税上与帝国权威的合作，使这些城市变得重要，同时也把这些城市的精英收束在帝国的体系里。
我们必须始终记住，以现代的标准来衡量，罗马帝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小政府”[4]。除了对高等司法和军队的控制，它把几乎所有的政府职能都下放给了地方性群体。警力、道路维护、防御工事，以及最为重要的税收，都被下放给了约2500个城市的市议会，这些城市如仙女的魔法水一般散落在庞大帝国的地表。帝国非常倚重这些市议会的成员。作为交换，帝国允许他们尽其所愿地压榨其他人。一个市议员进入了那个品位的世界，也就变成了一个小僭主，他的基本义务就是以帝国的名义巧取豪夺。
和其他众多罗马城市一样，马克塔尔把它的市议会称作“辉煌无比的统治阶层”。[5]它统治的区域以城区为中心，延伸至方圆5英里。这些市议员，而非罗马政权的代表（除非在紧急状态下），承担了每年从这片小区域各个角落的居民那里榨取赋税的任务。根据国家要求，这些赋税的形式包括货币、劳动、食物、牲口以及其他有用物资。
帝国官僚系统向每座城市下达一个赋税和劳力要求的总额。市议员在自己中间分派这个总额，然后从他们的迷你王国的所有居民那里征收。因此，对马卡塔尔和各个行省里数不清的小城来说，一个人数在30～100人的群体所做的决定，通过税收负担的分配和每年一度的征收，直接影响了几千人的命运。
罗马帝国的这种把权力委任给城市的系统，确保了帝国的权力不会被局限在顶层，而是下渗至最小的城市。市议会的议员代表帝国管辖城市民众。在城市之外，市议员会去小农民们居住的乡下巡查，“马克塔尔的收获者”所摆脱的就是这个阶层的命运。议员们从这些小农民身上，以租金和实物的方式获得他们自己的收入。同时，通过在小农民那里为皇帝收税，市议员向他们展示了罗马政权的力量。
因此，在晚期罗马帝国，有钱人始终有钱，因为他们受到公共权威的保护。就算是像我们的“收获者”这样的卑微农民，一旦跻身市议会，也期待着能够用帝国的权威包装自己。他辛勤积累的财富领着他往这个唯一的方向走。中国古代那种能被称许为“素封者”的人——就像太史公司马迁对汉帝国极端富裕的商人和行业垄断者的称许——在罗马帝国里并不存在。[6]财富和“地位”是被归于一处的，没有其中之一，另外一个也没法被获得或者维持。因此，在处理晚期帝国（以及罗马史的其他大部分时期）的财富问题时，我们必须有根本性的思想转变，即“从一个权力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金钱的（现代）思维世界转变为一个金钱……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权力的思维世界”[7]。
对一个现代人来说，这个情况带来了视野上一些奇怪的小麻烦：很难判断晚期帝国的社会差距。那些看起来被不可跨越的财富鸿沟分隔的人和制度，常常比我们预想的更接近彼此。我们的“收获者”大概并不比他出身其中的小农阶层的很多人富裕太多。成为市议会议员的要求是拥有300索里达（金币）的资本。这个数目可以折合成25～30索里达的年收入。[8]但是马克塔尔市议会成员所带来的“地位”，把他（很可能还包括他的后代，如果他成功了的话）置于罗马社会的最顶端。一旦我们的“收获者”成为市议会的一员，在法律和制度的双重意义上，就所共享的特权而言，他和一个元老院元老的相似度要大过他和他曾经的邻居（后者的肉体依然处在罗马政权的恩威之下）之间的相似度。
我们需要始终铭记这种情况所产生的效果。各个城市自身的情况是差异极大的。马克塔尔远不是一个基于某种唯一的、一刀切的模板的罗马城市，它有自己可以上溯五百年的复杂的认同。在公元前3世纪，马克塔尔曾是某个努米底亚王国的首都。在2世纪之前，它的市议会一直保留着古迦太基人的民政职位称谓。在4世纪，迦太基语很可能还在大街上和乡下被使用。然而，通过一种不同寻常的权力委派制度，这些多样性都被裹进了一个更广大的帝国结构之中。
如果在晚期罗马帝国中存在一种所谓“政治民族”的东西（就像刘易斯·纳米尔爵士在他对18世纪英国议会成员出身背景的研究中所勾勒的），那么它并不只存在于拥有神圣庄严的过去和有约600名成员的罗马元老院。它同样存在于由65000名市议员（我们称之为“市议员阶级”，它由市议会的成员构成）构成的庞大的人才储备之中。这些市议员散布在西部帝国的各个城市，更不用说，城市化程度更深的罗马帝国东部行省里还有这个阶层数以万计的成员。[9]
晚期罗马社会以城市为本的性质，决定了这个“政治民族”的地理范围。让我们暂时想象一幅展示罗马西部世界里各地区相对城市密度的地图。在非洲行省的东北角（迦太基向内陆延伸125英里左右）、西西里、意大利中部，以及位于最西端的西班牙南部，城市之间的距离不超过10英里，也就是半天的路程。与这种密集区域相毗邻的，是一个更大的区域，其中的城市相距25英里。这个区域包括意大利的北部和南部部分地区、达尔马提亚海岸、地中海沿岸的高卢地区、今天的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大部分区域，以及离海岸线英里的北非大部分地区。这片活跃的核心地区之外，在包括大部分的高卢、不列颠、多瑙河沿岸以及非洲内陆，城市相隔更远。这些城市与众不同的结构所带来的影响，被广泛延伸的村落、农庄和乡村圣所掩盖。[10]
读者需要认识到，这幅拉丁西方地区400年前后的城市总体分布图来源于一幅600年前后的基督教主教教区图。罗马帝国的城市得以幸存下来，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它们为中古早期欧洲大部分地区的主教教区网络提供了基础。
本书的主要人物，无论是否为基督徒，几乎无一例外都生活在前两种区域里。除了一些出身于元老阶层的，几乎我们将要遇到的所有作者都来自市议员阶层。事实上，直到本书讨论的这段时期的末尾，伴随着基督教在罗马西部世界的兴起而出现的恐慌和兴奋，都只发生在古代城市这一灯光闪耀的舞台上，从超级大都市罗马，到像米兰、迦太基、波尔多、巴塞罗那和阿尔勒这样的城市，再到数不清的像马卡塔尔这样的北非小镇和其他地方的小镇。在4世纪，只有在奥古斯丁的非洲，我们才能听到乡下基督徒的声音。直到5世纪后，在高卢、西班牙和意大利的乡下，一种乡村基督教才从一种彻底的沉默中爆发。
我们注意到的第一件事是，我们的“马卡塔尔的收获者”在有钱人里属于很低的级别。即使在他本人所处的地区，很多市议员都远比他富有。在他之上伸展着一座陡峭的金字塔，有令人眩晕的高度和一个狭窄的顶部。位于金字塔最顶端的财富之巨，长期不见于之后的欧洲，直到工业革命时代的百万富翁才足以与之媲美。
我们必须记住，与帝国的总人口相比，这是一个很小的金字塔。从顶端到底部，所有的有钱人加在一起，不过构成了全部帝国人口中“幸运的十分之一”——为罗马帝国经济建模的现代研究者们带着值得赞美的道德克制这么称呼他们。“马克塔尔的收获者”和他的同类所享有的那种相对的繁荣，百分之九十的帝国人口都没有享受到。大多数人过着悲惨的生活，其生活标准从来没有超过其他前工业时代帝国民众的生活水平，比如莫卧儿帝国的印度。和莫卧儿印度一样，罗马帝国的生活是多姿多彩的。但如果沿社会阶梯向下，色彩很快就褪去了。我们必须记住这一点。有关财富和贫困的生动的基督教话语所产生的喧嚣（出自市议员阶层成员之手，而且大都是在向城市居民发声），只影响了总人口的一小部分。这种喧嚣需要被放置在一个更广阔世界的辽远沉默中。一种“适度的经济增长”让我们的“收获者”和很多像他一样的人，得以进入类似马克塔尔这种城市的市政大厅，而那个沉默的世界“甚至没能开始分享这种经济增长”。
在一种更开阔的罗马史视野之下，很多学者不禁认为，与前几个世纪的帝国成就相比，4世纪是一个渺小的时代。4世纪的罗马人常常被呈现为一个严重贫困化的帝国里的居民，在先前伟业的废墟中奔忙，忙于绝望而激烈地去阻止——哪怕只有片刻——开始于200年的无法避免的衰落进程。一个曾被广泛接受的观点是，西部帝国在410年哥特人洗劫罗马之后的数代里的衰亡，只不过标志着一个逐步走向崩溃的故事的结局。破坏早就已经发生了。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的意义上，古代世界在3世纪的危机中走向了终结。4世纪已经是欧洲中古时代的不祥序幕。
这种肥皂剧式的观点曾在20世纪上半叶统治史学界。读者们将很快意识到，这不是本书作者的立场。自1940年代开始，针对4世纪的文化、经济和社会的各个方面的研究发生了井喷。它们表明，4世纪就其自身而言是一个拥有别样的奇异活力的时代。[11]
但也不能就此撇开比例的问题。4世纪不是2世纪。在前两个世纪中，伴随着罗马统治的巩固而产生的经济上的爆发式增长，是一项非凡的成就，它在地中海留下了印记。那里的海底至今还堆积着罗马时代船只的残骸，其在数量上高于之前的所有世纪，也高于之后前现代历史中的任何世纪。在瑞典的湖泊和格陵兰的冰层中，这个时期铅的沉积量也出现激增，几乎可以肯定它是源自前所未有的大气排放总量，产生自罗马帝国治下西班牙极大规模的采矿和对银的提炼。[12]与2世纪相比，4世纪远离财富的巅峰。但它究竟向坡下滚了多远？下滑了那么远，它又在什么意义上还能被认为依旧是一个罗马社会？通过何种机制，人要付出怎样的代价，才能避免进一步下滑？
简而言之，答案或许是，需要被解释的并不是4世纪，而是2世纪。2世纪被恰当地称为“欧洲历史上最不寻常的时期”[13]。我们不应当把它视为一个黄金时代，并以之为标准度量之后所有世纪的成就和变通。事实上，2世纪是一个代价高昂的侥幸成就。在一个和平的世纪之后，2世纪的特点是发生在多个地区的广泛的过度建设。新的地方精英竞相变得比罗马人更罗马。生态枯竭的迹象已经在2世纪的莱茵兰边疆出现。[14]2世纪70年代之后，瘟疫的冲击很有可能引发了长期的人口下降。缓慢的下降溢出了罗马帝国史通常的断代期限。[15]总之，2世纪的社会竭力推进到了任何前工业帝国可能承受的极限。
从3世纪始，罗马帝国不得不面对任何一个帝国都常见的局限性。因此，它经历了被我们称作“3世纪危机”的时期。不过，这个时期最好被看成在一段异常好运的时期之后的对现实的回归，而不是一场灾祸。在200年之后，帝国面对着所有伟大的帝国都不得不面对的问题。它发现自己面对着不再能够被轻松控制的敌人。帝位曾经通过相对和平的方式转移，即从一个超级富裕的意大利家族到另一个。如今，这种方式被一系列军事政变取代，这些政变继而引发了内战，后者以一种不可预期的方式耗尽了行省的物资，却无法通过新的征服加以补偿。篡位、内战和严重的军事失利从顶端动摇了帝国，帝国的芸芸众生专注于日复一日地艰难谋生。
绝大多数帝国在绝大多数时候都面临如何存继的问题。但对罗马帝国而言，2世纪异乎寻常的繁荣的光芒，容易让罗马帝国的所有之后的世纪看起来都像是衰落期。但是，相比不可逆转的灾难性的世纪，3世纪和4世纪更应当被视为一个艰苦奋斗的时代，为的是调动一个依旧具有令人惊讶的活力的社会中的资源，以期持久地存继下去。[16]
多少有些吊诡的是，罗马行省社会的地区主义在3世纪的危机中拯救了帝国。帝国的辽阔疆土和多样性缓冲了罗马宫廷和边疆地区重复出现的危机。这些危机都被地方化了，在构成帝国的广大地区中，总能找到更安全、更繁荣的行省来为帝国提供资源。通过在各个城市间的运作，罗马的税收系统借用而非破坏了这种地区主义。
地区都维持得很稳，很多行省在很大程度上毫发无损地度过了3世纪的危机。我们倾向于忘记这一点，因为幸存是件缺乏魅力的事。幸存带来的是沉默，只有当事情变糟的时候，沉默才会被打破；一切持续向前时，沉默就会出现。举例来说，行省炫耀过罗马城市生活带来的好处，例如西班牙诸城的情况。如今，它们依旧牢牢地把利益抓在手里，城市依旧，但那种新生事物带来的激动心情已经褪去了，不再有人觉得有必要竖立研究2世纪的历史学家们所喜爱的那种积极向上的铭文碑刻，来铭记城里的慷慨事迹和新建公共建筑。[17]
非洲受到的内战和大规模蛮族入侵的影响尤其少。在马克塔尔、其周边以及其他地区，贯穿3世纪和4世纪，农业聚集区的建筑鳞次栉比，好似珊瑚礁。生产精制器具的陶瓷窑厂遍布乡村。[18]铭记公共工程和慷慨义举的铭文在非洲的城市中依旧继续。但就算是在非洲，在3世纪末，建设的步伐也放缓了。[19]
造成这种现象的部分原因是，在很多西部地区的省份，公共建筑方面的优先选择发生了显著的风向转移。在高卢和西班牙的很多地区（最终甚至是在罗马城本身之中，奥勒留墙在3世纪70年代建立），城墙代替了剧院、浴场和庙宇，成为公共建筑工程的典范。我们不应该着急地把这些城墙仅视为面对蛮族的逼近而慌忙建起的防御工事。它们设计仔细，修筑规模巨大，所传递的信息是一种深思熟虑的意图：即使是在一个与两个世纪前相比安全感更少的世界里，也要和罗马的伟业一起存继下去。[20]
存继下来的是帝国本身。皇帝和他们的仆役在这一点上超乎寻常地直言不讳。在3世纪，帝国通过了忠诚的关键考验。在很多地区，人们普遍感到，罗马之外的唯一选择就是混乱。从这个考验中幸存下来是不小的成就。一个世纪之后，在405～406年的蛮族入侵和410年罗马的失陷后，西部帝国将不再能够唤起同样的忠诚度了。在一个世代的蛮族入侵和内战之后，罗马不可逆转地分崩离析了，尽管这一次的内忧外患并不比3世纪时帝国所经历的那次更严重。
因此，我们需要留意帝国是在何种条件下从3世纪的危机中幸存下来的。它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是通过对古罗马制度进行了很多紧急状况下最为大胆的创新。经过数世纪的积累，那些制度的能量绝没有终结。比如说，税收被严厉地理性化了。它延伸到了所有省份，并以一种前所未有的决心被实行。[21]但开始于罗马统治初期的城市和帝国的协作，依旧为征税提供了运行的机制。这就是为什么任何有关4世纪西部地区社会轮廓的叙述都必须从财富的根源谈起，包括收获、税收，以及在4世纪税收、收获和市场是以何种不同寻常的方式一起改造罗马有钱人的生活的。
让我们从那些与从前相比几乎没变的事情着手。财富主要来自土地上的劳作。这意味着，每一年，罗马帝国超过百分之六十的财富是靠超过总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劳动力在收获时节积累的。每年基础农作物的收获涉及整个罗马世界，从中东地区开始，绕着地中海，在不列颠和莱茵河收尾。谷物的丰收在中东地区开始于春季，直到夏季在北欧结束。整个地中海地区，葡萄和油在晚秋和早春被生产出来。只有埃及，靠着裹挟着红土的尼罗河洪水在6月和9月的涨落，奇迹般地处在季节步调之外。[22]
收获时节之前，富人和穷人都一样得等着。因为不稳定的气候状况，地中海地区收获情况的差别是出了名的。精心照料的田地也免不了诸多威胁，例如摧毁性的暴雨、肆虐的冰雹、（在东部和南部海岸地区）始终存在威胁的延续干旱，以及内陆高原地带干旱的冬季（没有降雪因此没有水分的冬季）——特别是在安纳托利亚。不曾预见的粮食减产所造成的“收获的震荡”是常态。在除埃及之外的所有地区，年收成的波动可以达到百分之五十以上。[23]
因此毫不奇怪，人们普遍认为财富掌握在诸神手中。好收成是自然景观中上帝或诸神的微笑。在311年，最后的多神教皇帝之一（东部帝国的皇帝马克西敏·达亚）告知推罗的公民，他对基督徒的迫害已经让诸神感到高兴。天气本身变得更好了：
让他们看看，那些挺立的作物在广阔的田野上摇摆着脑袋欣欣向荣；多亏了充沛的雨水、温和气候的回归，以及柔和的空气，那些牧场上的植物和花儿正闪闪发光。[24]
基督徒们也没有心存侥幸。他们也诉诸超自然的手段来保护和培育他们的土地，其程度和非基督徒不相上下。和其他所有人一样，他们也召唤在这方面享有成功声誉的仪式专家。在4世纪早期，一次在西班牙南部召开的宗教会议禁止基督徒地主招来犹太人为土地祈福，“免得他们使我们（基督徒）对这片受自上帝的土地上所结果实的祈福失效”[25]。有法术咒语的例子被保存下来了，在突尼斯的瓦德西雷恩，俯视田地的山丘上放着一块石头：
奥莱奥贝扎格拉（Oreobezagra）、阿布拉克萨斯（Abraxas）、摩克塔尔（Mokhtar）……上帝、各位上主和诸神，让冰雹、霉变、暴风的怒气和蝗虫群远离这片地产和上面生长的果实，远离葡萄树、橄榄树以及播种了的田地，不让任何瘟疫袭击这片地产和上面的果实。只要这铭刻了神圣名号的石头依然在这片土地周围，就保护它们，永远健康无损。[26]
从一月开始，人们持续一整年都在仔细搜寻下一个收获的预兆。岁首节以相同的方式凝聚了多神教徒、犹太人和基督徒的想象，因为很清楚，它就是一个关于当下财富和未来财富的节日。[27]在岁首的这一天，普罗旺斯的居民会在他们的桌上堆满好东西。通过这种在阴冷的深冬对丰腴的古怪展示，他们期望下一个收获时节能有丰盛的奇迹。[28]
巴勒斯坦的拉比们知道对地中海周围及以外地区来说什么是最紧要的。他们指出，犹太教新年的大祷告是为了雨露，“最终为的是，上帝的子民不至于像奴隶一样互相依靠”[29]。在当时的人看来，社会分层的主要原因是，富人和穷人在面对收获震荡的危险时，存在严重的不对等：富人能够抵御这种冲击，贫穷农民的全部资源都危险地处于天气的控制之下。这些收获震荡打破了平衡，给农村人口带来悲惨、债务和依附，因为他们不得不产出足够多的粮食才能换得支付租金和赋税的钱。
对所有人来说，收获都是一个终结的时刻。集中在打谷场的一堆堆谷物就是这个结局的全部意味。那些谷堆里，只有一小部分会留在农民手里。因为早在一月，远方的皇帝就决定了一年的税赋预算，申明各个行省赋税义务的文件复本会在那时下传给行省内的每一个城市。每个市议会的成员负责从他们城市的辖域内征收给定的数额的税，身负帝国的权威，市议员来到他们城市辖内的村庄和农场。[30]
之后，他们会再次前往，并非以收税人的身份，而是以收租地主的身份。总的来说，收税人和地主（两者常常是同一个人）离开后，留给农民的已经不多了。一种通常的算法是，除去地租和税收，农民只剩下低于三分之一的收获产品来应对来年。农民家庭能够靠这些余粮为生，但由于整个地中海地区收获震荡的盛行，如果来年的气候没有足够温和的话，农民们面对风险几乎没有缓冲的余地。[31]
更甚的是，复杂的收租系统使很多居住在城市的地主（尤其是大城市的居民）像皇帝一样，他们是远方的人物，极少或者完全没有体验过农民阶层的生活。领主是土地的最终拥有者，在地方上其被一个小“领主”阶层代表，后者是野心勃勃的大土地承租者和地产管理人。是他们而非遥远的地主，构成了地方上的小统治者。[32]在这个意义上，地产管理人与以皇帝的名义欺压农民的市议员不无相似。管理人为他们的主人屏蔽了土地上的暴力和征敛的直接经验。在希波城外（今阿尔及利亚的波尼/安纳巴），一位低等地区行政官曾了一个去地产上购买羊毛的修女。作为希波主教，奥古斯丁对这次暴行无计可施。我们知道这个事件是因奥古斯丁写给地主的一封信，而这位地主不住在此地。对地主来说，这种事儿一定看起来好似月球背面那般遥远。[33]
对实物地租方式的坚持，不应当被看作罗马世界退回到一种原始经济的征候，好像经济被简化成了食物的物物交易（20世纪早期的学者一度这样认为）。[34]事实刚好相反：用食品支付的要求预设了一个食品的市场，农民们能够把他们的出产带进最近的城镇里。但富人的特权让他们能够进入更广、更有利可图的市场。只有他们能够战胜距离，他们能够长距离地移动他们的货物，从而为大城市和饥饿的军队提供补给。同样，只有富人能够战胜时间。他们把丰盛的收获储存起来，待价格最高时出手。即使是在丰年，在下次收获来临之前的几个月里存货不足时，谷物的价格会缓慢上升到原价的两倍。那些有能力通过存粮来储存收获剩余的人，每年都能从这种价格的上扬中受益。进一步的收获震荡可能会把寻常的谷物售卖变成一场短缺时节的“杀戮”。[35]
因此，毫不令人惊讶的是，粮仓和古代世界的经济恶棍是一起出现的。就好像现代的工厂向大气喷吐有毒废气的景象，大粮仓也非常近似地构成了一种注定会在晚期罗马人的心里触发焦虑感的景象。通过建在结实的粮仓之上并配有沉重的上锁的大门，罗马的庄园炫耀着其主人的财富。[36]在葡萄牙南部，圣古古法特地区4世纪大庄园粮仓的废墟依旧矗立在10英尺的高处，俯视着阿连特茹平原，毗邻粮仓的是一些巨大的圆柱体重物，它们是庄园榨油机的残留。[37]当然，最大的粮仓是属于皇帝的。每一年，君士坦丁堡的皇帝都会领导一场朝向城外巨大皇家粮仓的庄重，目的是观看第一批征收自埃及的谷物入仓，这些谷物高高地堆过了粮仓的台阶。[38]君士坦丁堡的居民把这个仓库直白地称作“下巴”。[39]
自赫西俄德的时代和青铜时代巨大的谷物筒仓以降，储藏和售卖食品是地中海风景的不变特征。在4世纪发生显著变化的是，罗马帝国的税收系统如何创造出了一种机遇，使有钱人能够把食物换成黄金，并从中获得巨大的好处。
对这个复杂的过程一言以蔽之：君士坦丁以降，罗马国家在经济领域注入了大量黄金。金币索里达变成了新制度的标志。正如它的名字所暗示的，索里达是一块结实的金子。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一磅黄金能生产72个金币。就是靠这些金币，皇帝通过令人惊叹的慷慨举动，在顶层巩固了忠诚。他向他的军队和高级官员支付这种结实的新货币。遵循此例，整个帝国的官僚系统都坚持尽量用黄金收税。其结果是这样一种状况：那些能够搞到金币的人，比那些财富只能由贬值的铜币或自己土地上的未售产品构成的人处于更高的社会阶层。银币在整个4世纪都还存在，但它逐渐被新出现的、具有权威性的金币挤在一旁。[40]
4世纪末，当时人的社会想象中已经出现了一条“贫困线”：一边是流通着大量金币的社会区域，另一边是没有金币或金币难以获得的荒凉的社会僻壤。一位匿名作者在4世纪60年代写就了一部名为《军事论》（De rebus bllicius）的小册子。用他的话说：
在君士坦丁的时代，过度的赏赐对鸡毛蒜皮的小事也是用金而不是铜……（因此）随之而起的是对花费黄金更为奢侈的热情，金子被认为是更珍贵的物质……这意味着，富人的宅子里堆满了（黄金），而它们的光彩越发加深对穷人的损害——那些家境贫寒的人在（官方的）暴力之下趋于破产。[41]
正如这位作者指出的，古人所梦想的“黄金时代”——在历史的黎明时期没有金钱的乌托邦——变成了一个崭新的、骇人的“黄金的时代”，其标志是暴力，以及就算以罗马帝国的标准来衡量也是前所未有的社会差异。罗马政权最低等的公务人员如今发现，他们能够用金币收费，获得薪水。市政议员尽其所能地从纳税人那里压榨金钱，如无法实现，就把从乡下征到的食物储存起来，然后换成黄金。在社会顶层，皇帝和元老们开始以整个儿的百磅的纯金锭为单位来表达他们的收入。[42]所有富人和准富人都努力把一个原始的税收和市场体系推到极限，为的是年复一年地施展一项魔术，即自然产品——一个压倒性的农业社会的资源——作为税收到达他们手里，却是以金币的形态。
可能并非巧合的是，基督教对“天上财富”的传道，在当时的地中海诸城和基督徒地主的地产上，产生了强烈的认知反响。在这样一个时代里，以金币的形态，那么多的财富向人们展示——带着一种只有珍贵的钱币方能承载的、对无限可能的暗示：因为［用豪尔赫·路易斯·博尔赫斯在他的惊悚小说《扎伊尔》（The Zahir）里的话说］“任何钱币……都包含……多个可能的未来……钱就是将来时”[43]。
在晚期罗马社会，和在罗马历史上的其他时段一样，财富需要被看见才能被相信。在社会的顶层——尤其但并不只是在罗马——财富以一种近乎不可置信的方式被期待。哥特于410年攻陷罗马整整十年后，一个名叫奥林匹罗多斯的希腊外交家访问罗马。在他的著作《历史》（History）中，他描绘了一个浸淫在对新近荣光记忆中的城市：
每个罗马的大宅子都包含了……一个中等城市能够拥有的一切东西……很多罗马家庭每年在产业上就有4000磅黄金的收入，还不包括谷物、葡萄酒和其他产出。这些产物如果都售卖的话，能值黄金收入的三分之一。第二等的罗马家庭的收入是1000磅或1500磅黄金。（423～425年）当奥利布里乌斯的儿子普罗布斯庆祝他出任大区官时，他花费了1200磅金子（用于和这个场合相关的华丽的公共赛会）。在（410年）罗马城失陷之前，演说家西玛库斯（一个多神教徒元老，我们会在之后的章节多次遇见他）花费了2000磅用于庆贺他的儿子出任官。一位有钱人，马克西穆斯，在他的儿子出任官时，花了4000磅。官们的庆贺竞技（仅仅！）持续七天。[44]
我们应该对这组数字表示感激，它们是我们从晚期罗马世界里能够获得的少数统计数字的一部分；但我们也必须小心，就像其他所有的古代统计数字一样，这些庞大数额的可信度并不高。[45]假定奥林匹罗多斯给出的这些数目既不是被严重地夸张了，也没有被后来的流传版本所篡改，我们看到的，就是属于被克里斯·威克姆恰当描述为“古往今来最有钱的地主”的一批人。[46]
对奥林匹罗多斯和他的读者来说，关键问题是个别元老在竞技上令人难忘的花费。竞技活动展示了每个家庭的财富。因而，像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这样的元老花出去的总额达到了14.4万金币，这个数额，比东部帝国的任何元老预期花费在君士坦丁堡的竞技活动的费用高出30倍之多。罗马元老的收入来自地租和地产的出售。奥林匹罗多斯对他们收入的记录可能没有对竞技花费记录得准确。在庞大的宅邸和肆意的表演中，透过花销可以略窥其收入。每年28.8万金币——重要的罗马元老们的收入——足以匹敌一整个行省的税收，或者是为罗马城补给一整年粮食的花费。[47]
我们非常了解这笔财富的光辉，但并不了解其来源。当事人想告诉我们的是光辉。毫不奇怪，当基督徒罗马贵族阶级开始放弃家业时，他们的传记作者提供了统计数据，它们和奥林匹罗多斯所提供的一样令人惊愕。比如，年轻的女继承人小梅兰尼娅，在405年前后，享有12万金币（约合1660磅黄金）的年收入。[48]三十年之后，已经暮年的梅兰尼娅在圣地主持一座女修道院。她告诉她的传记作者一个诡异的故事。她曾在她宅邸的内堂以金币和金锭的形态储放了她的部分财富，在分发给穷人之前，这些金子闪烁着一种怪异的光亮，一个来自魔鬼的念头在那一刻掠过她的头脑：怎么会有任何王国——甚至就算是天上的王国——能够匹敌这笔财富？[49]
对于财富和权力的关系，当时的人看得很清楚。权力伴随着财富，并大口大口地把更多的财富汲取到自己身边。在390年前后，最后一位杰出的罗马历史学家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从刚刚过去的时代里抓住了一个卓然超群的人物，塞克图斯·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在388年前后去世）：
那时候（368年），普罗布斯被召到罗马出任大区长官。在整个罗马世界，他都因显赫的家室、政治影响力、巨大的财富而闻名。他所拥有的地产散布在帝国的各个角落。这些地产究竟是不是通过正道取得的，“非吾辈所能言之”。[50]
毫不奇怪，对晚期西罗马帝国的有钱人的描述，指向的都是巨富。奥林匹罗多斯出于直率的敬仰，给出了一些元老的收入和花费的惊人数目。他很高兴地看到，那么多旧世界的荣耀在410年哥特人的攻陷之后依旧在罗马幸存了下来。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对普罗布斯的贪婪的描述则是一种批判。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有他自己的打算：他本人是个多神教徒，而普罗布斯则是个基督徒元老领袖。但社会史学者向来倾向于综合这两段论述，从而塑造了关于腐败要人的令人难忘的经典印象。用多梅尼科·韦拉的话说，普罗布斯（确切地说是阿米阿努斯·马尔切利努斯笔下的普罗布斯，而非我们从其他材料里了解的普罗布斯）成为“一个神话人物，同时也是整个阶级的理想类型”
。我们现在要做的是沿着社会阶梯下行，去见一见行省里的有钱人，在那里，我们会认识财富不及罗马巨富的人，但他们比我们所想象的要更有活力得多。
只着眼古代晚期罗马社会最顶端的倾向造就了一种极其顽固的典型印象，它妨碍我们对西部地区的晚期罗马社会形成一种整体性理解。我们一直以来满足于假定4世纪的社会毫无例外地被大地主阶级所统治，就如我们想象中的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的样子。伟大的俄国历史学家M.罗斯托夫采夫带着他特有的活泼和自信，在他1926年出版的《罗马帝国社会经济史》的最后一章里，就是这样描绘这个阶级的：
收购、出租、庇护……借此元老阶层成为最出众的大地主阶级，拥有散布于各个行省的、类似小公国的大型地产。这个阶层中鲜有人居住在都城或城市里，他们大部分住在乡下建造的巨大而美观的设防庄园中。那里还有他们的族人、奴隶、由武装门客组成的名副其实的扈从，以及上千的乡村农奴和依附者。因为奥索尼乌斯、佩拉的保利努斯（以及其他作者）的描述……他们庄园的遗迹，以及庄园的地板上描绘城堡美景的镶嵌画……我们对他们的生活模式非常熟悉。因此，社会在一种前所未有的程度上分裂成了两个阶级：一部分人越来越贫穷匮乏，另一部分人则瓜分残破的帝国、铸就自己的繁荣——他们是真正意义上的寄生虫，以其他阶级的血汗和劳作为生。
为进一步佐证他的论断，罗斯托夫采夫在下一页配上了一幅来自北非的晚期罗马镶嵌画的插图。这幅画展示了一位身着“蛮族”狩猎服（飘扬的斗篷和刺绣束腰外套）的地主正从一座庄园骑马而出。庄园的外观看起来像是一座被围墙围着的堡垒。[53]
我们有必要再稍做停留。因为通过矫正罗斯托夫采夫对西部地区大地主的看法，我们能够衡量自他的时代以来，晚期罗马的学术研究所取得的进展。
首先，很多地区的考古发现有效地推翻了“大地产的黑色神线]。极少有实质性的证据能证明“类似小王国的”大地产的存在，即使是最大的庄园所在的地区也点缀着小地产。[55]多梅尼科·韦拉的研究告诉我们，在很多地区，有钱人财富中的很大一部分来自数不清的小农场，小地产而非大地产，才是晚期罗马乡村最显著的特征。[56]此外，几乎没有证据能证明，在4世纪的这一百年里，农业劳动者“越来越贫穷匮乏”。[57]
其次，罗斯托夫采夫谈到庄园的劳动力时，把他们描述成“乡村农奴”。他心里想的是中古农奴，或是他的故乡俄国的现代农奴。但这并不必然符合4世纪的情况。在4世纪，佃农并没有被与大地主勾结的罗马政府束缚在土地上，就像17、18世纪的东欧农民那样。让-米歇尔·卡里耶的研究严重质疑了此种有关晚期罗马农民的观点，他论证说，所谓“晚期罗马帝国隶农制”并非如同我们曾经设想的那样分布广泛且具有强制性，也没有把农民变成农奴。
自卡里耶对隶农制开创性的研究以降，对于是否真的存在强制依附于土地的制度，以及如果真的存在，这种制度是不是全国性的，学者们意见不一。分歧的要害并非一个纯粹的法律问题，争论的焦点是，在何种程度上晚期帝国的农业生产基于强制劳动，以及如果确实如此，又是何种类型的强制劳动。地主是否通过国家强制来确保稳定的劳动力？或者，他们是否自行使用粗暴的方法来确保他们的佃户留下来，以使得每年的收获时节总有足够的劳动力？
即使地主和农民的关系采用的是地主和佃户之间的自由合同这种法律形式，似乎也有某种强制性因素笼罩着它。暴力的威胁（既包括肉体上的暴力和收债带来的暴力效果）常常被加诸农民阶层。因此，晚期帝国的地产都很脆弱。一支军队在内战中被消灭，或是蛮族入侵造成的紊乱，可能就意味着对乡下控制力的失去。这些事件可能会成为农民大规模迁徙的信号，他们将在别处找寻自由和更好的生存条件。农民阶层并没有被法律禁止迁移，然而，对他们的潜在迁徙的恐惧，以及地主们希望束缚他们的意愿，在当时人心中颇为普遍。
总之，在很多地区，地主和他们的农民之间产生了一种紧张关系。地主所面对的佃户不能够被随便当成“乡村农奴”来对待。然而，这些佃户也并不是自足的小农，只用向远在天边的地主付地租。4世纪的“黄金热”使农业人口遭受的残酷压迫，比起古代历史上的其他时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用安德烈娅·贾尔迪纳的话来说——在立场上，她激烈地捍卫把罗马隶农制看作一种强制制度的传统观点——“丰产和苦难很可能是结伴而来的”
5世纪的危机给这个残酷的体系带来了考验。帝国西部地区的地主，无论大小，发现他们再也不能想当然地觉得农民都在自己的控制之中，再也无法依靠一个被削弱了的罗马政府来强行实现他们的需要。因此，面对暴力的升级以及内战和蛮族入侵造成的紊乱，地主们不得不更使劲儿，以维持对劳动力的控制。从有防御工事的避难所，到在地产上建造教堂，地主们采用的众多招数展示了一种新的用心，目的是加强农民和地主间的上下联系。这种用心在4世纪“黄金时代”的无忧无虑的日子里并不存在。那些实实在在地巩固了与农民之间联系的地主更容易幸存下来；与此同时，对于人不住在乡下的巨富（这个阶级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一个强大而统一的帝国）来说，他们分散的地产很容易就败落了。
再次，罗斯托夫采夫（以及他之后的很多学者）坚定地认为，晚期帝国的地主都住在乡下。他们认定，3世纪的危机已经不可挽回地造成了罗马帝国城市的衰竭。晚期罗马帝国的贵族被认为成批成批地往乡下迁移。作为一个阶级，他们被“乡村化”了。他们在土地上施行的权力，预演了后世封建领主的权力。在过去半个世纪里，令人兴奋的学术推进之一是，意识到在4世纪和5世纪早期并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拥有土地的贵族阶层从没有抛弃过城市。从不列颠到迦太基，他们的庄园通常坐落在距离城镇不远和距离通向城镇的道路不远的地方。他们在城镇里的宅邸和他们在乡下的庄园几乎一样壮丽。
[61]就算是罗斯托夫采夫选择的那幅镶嵌画——用来展现晚期帝国设防庄园那种类似于城堡的隔离感——也已经令人信服地被重新解读为富有截然相反的信息。画中背景的围墙是罗马城墙。这幅镶嵌画宣传的是地主对城市的自豪感，它并不是用来庆祝从城市撤到乡野深处的要塞居所。[62]
最后，罗斯托夫采夫描绘的经典印象，让我们把晚期罗马帝国的所有地主都想象成与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和梅兰尼娅属于同一层次，但他们还到不了那种级别，大部分地主是富裕的市议员，但并非巨富。在任何地区，他们不会把自己看作无可争议的乡村主人。每个地主都会发现自己需要和人竞争，对手通常是行省社会中的同侪。在绝大多数地区，和像普罗布斯与梅兰尼娅那样不住在该地的大地主相比，行省地主也过得有声有色。
[63]但并非全部的庄园都像它们一样。在不列颠、西班牙、高卢和意大利，已经有多得多的庄园被发掘。它们的规模更小，常常扎堆出现，彼此距离不远。它们并不像孤零零的城堡那样突出，没有像中古封建领地的中心那样去统治一片地区。事实上，它们被设计成具有吸引眼球的效果；它们做工华丽且精巧，很适合用作彪炳成功人生的纪念物；它们散发着一种高级的品位，以及在祥和的土地上享受到的奢华；它们并非原封建领主的作品，而是具有高度竞争性的地方城市贵族阶层的产物，这个阶层的人怀有强烈的野心，但他们的视野常被限制在本城或是本省的范围之内。[64]
图里撒的维塔利斯的例子让我们意识到，在晚期帝国，就像在古代历史的其他时段一样，大地主尽管光芒四射，但并不会单独存在。他们并不是他们所在世界的唯一主人。沃尔特·沙伊德尔对很多社会史学家的观点有着很中肯的批评。他指出，我们被一种“二元管状视野”误导了。这种视野把罗马社会粗暴地分割成很富的和很穷的，没有中间人群。沙伊德尔正确地坚持认为：“存在相当的可能性，用一个庞大的中间阶层来调和一个拥有不成比例的大量财富的精英阶层的统治。”
这源于西部地区上层阶级的一次大洗牌。君士坦丁的多年统治（306～337年）被证明是很关键的。就像罗马共和国内战之后奥古斯都的“罗马革命”时期一样，在君士坦丁统治时期，皇帝转向了比之前更广泛的社会群体，来为新帝国寻找支持力量。君士坦丁和他的继任者们向一个分布广泛的“政治民族”示好，其代表就是行省里的市议会精英。很多被君士坦丁招募和封爵的人，不只是他们各自城市的领袖人物，财富和联姻把他们变成了整个行省社会的领袖。他们远非暴发户，他们中很多人出身于根基深厚的家庭；他们的收入能够达到数千金币；他们不是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那种巨富——普罗布斯的地产跨越意大利南部、北非和地中海的其他地区，就好像现代“跨国”公司。从君士坦丁以降，皇帝把权力天平向行省精英倾斜，向他们开放元老院的成员资格。
和行省贵族一样得到提升的，还有为帝国统治提供服务的群体，包括廷臣、官僚和军事人员。结果是，一个由新人构成的、遍布全帝国的阶级使传统的罗马元老阶层相形失色。这个新阶级的成员被授予元老级别的头衔——“名士”，而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也相应被授予了“名媛”的头衔。至少有2000人带着元老等级的特权回到地方上定居。因此，那些老派遗老虽然和元老院有源远流长的联系，却不得不与由相继的几位“新拿破仑”——皇帝君士坦丁、君士坦提乌斯和瓦伦提尼安一世所创设的“帝国男爵”一起竞争品位、权力和财富。
这种新局势带来的结果是，和罗马元老院密切相关的一小撮贵族发现，甚至就在罗马城中，他们身边也挤满了外省人和政府公务人员。面对这种局面，居住在罗马的贵族表现得非常顽固。尽管他们自312年君士坦丁皈依后就生活在基督徒皇帝的统治下，但经过整个4世纪，很多贵族依旧是坚定的多神教徒。他们绝没有被挤出权力中心。他们的巨额财富和继承特权使其得以进入统治圈。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并非唯一一位在4世纪的政治领域依然活跃的罗马元老。
[70]在这些地区，我们可以发现这些有“家底”的罗马家庭。然而，尽管这些人享有优势，涌入的新人还是为罗马贵族的权力设定了一个比之前的世纪更多样化的背景。普罗布斯之流的巨额财富，不再能够保证他们对于整个罗马西部社会的统治。
对于晚期罗马经济急速货币化的程度和成因，经济史学家和社会史学家还在争论之中。争论的核心问题是，晚期罗马政府扮演的角色。一些学者认为，前工业时代的帝国像罗马一样受到距离和原始农业耕作方式的局限，没有哪一个能够创造出一套国家机器，单单通过税收需要达到对整个经济的刺激效果。4世纪的罗马政府可能并不像新近一些学者相信的那样有效。很多学者认为，4世纪的帝国至多也不过是见证了国家权力的一次展示，不寻常但也注定不长久。
在描绘后君士坦丁时代“黄金热”的影响时，《军事论》一文的作者接着指出，新近贫乏者的怨恨心态得为他所在时代的犯罪和政治上的不稳定负责。我们不能被他所用的“贫乏者的”一词误导。他所说的“贫乏者的”并非农民阶层或居住在城里的穷人的那种“贫穷”。关键不是“贫穷”而是“贫穷化”，是那些之前不把自己看作穷人的人的贫穷化和权力的丧失。这位作者所针对的是罗马社会中的一个部分（甚至可能包括传统元老阶层的成员）。这部分人群怨念于他们错过了新的黄金时代。
[73]10位“名人”（即新晋元老）列于最顶端，其中至少有5位是本地人；还有30位议员是提姆嘉德市议会的领导，他们构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统治寡头；之后出现在铭文上的是议会的成员。在提姆嘉德，这个群体由150名左右的市议员构成。
这些市议员是普通的议员（就像“马克塔尔的收获者”那样），他们因公务而享有品位，并单单因这种品位，就得以在地位上超越乡下的“卑微农民”和城里的民众。然而，这个群体受到了最严重的“贫困化”沉重打击的威胁。他们既需要负责地方治理的枯燥工作，又需要承担为帝国征税这项在财务上充满风险而又残酷的任务。他们需要对城市所控制的地区出现的任何税收短缺负责。如果他们没能完成任务，他们先前所享有的免于酷刑和鞭笞的特权就有可能被收回。然而，尽管饱受困扰，这个群体绝不只是由小人物构成的。在提姆嘉德，一些市议员的家族姓氏可以上溯至少一个半世纪。
最为有趣的是，有70名曾经的提姆嘉德市议会成员不用在市议会服务，尽管他们出生于本地家族。这是因为他们已经成了官员，在提姆嘉德以及整个非洲作为公务员为政府服务。他们现在服务的对象不再是城市，而是帝国。这意味着，一个最初由60～70个家族构成的集团，在过去的至少两个世纪里曾统治着有一万人口的城市和地区。通过转化为帝国官僚，这个集团被新的黄金时代打散了。通过为帝国服务而获得的帝国特权，决定了市议会中的特权群体和特权较少的群体之间的分野。由于为帝国服务，一部分人被豁免了城市对他们的钱财和时间的索求，另一部分人则不幸被“搁浅”了，他们被束缚在家乡的狭窄视野中。他们可能很有钱，但面对那些因抓住了机会而成为帝国仆人从而更为成功的同辈，他们有充分的理由感到缺乏安全感，并心生怨恨。
总之，提姆嘉德名册和其他相关铭文让我们能够生动而准确地一窥某个行省社会，也有助于正确看待巨富们的财富。从基层向上看，罗马元老阶层——更不必提像佩托尼乌斯·普罗布斯一样拥有传奇性财富的人——是很遥远的人物。通常情况下，真正要紧的人，是地主、政府公务员以及在类似于提姆嘉德这样的城市里享受帝国特权的人，他们散布于整个罗马帝国的西部地区。
[77]。对市政会议中的次要成员而言，想要跳出无聊的、时不时受到帝国权威羞辱的生活，唯一的方式就是在一个与为帝国服务挂钩的新的品位系统中，通过追求财富、权力和特权向上爬。因此，一种非常古老的罗马制度——庇护制，在这个时代就变得极其重要。新近的研究显示，在晚期帝国，庇护制的强度不弱于其他任何时候，并且，庇护制依然保持了它古老的罗马面目。[78]庇护关系是生活中无法回避的现实。就像《354年日历》（Calendar of 354）明确显示的，一位罗马人理应注意到，当月亮处在金牛座、狮子座、天蝎座和水瓶座的位置时，就到了“去求人帮忙，去找有权力的人活动”的时候了。[79]
让我们暂时去看看一位鼎鼎大名的市议员之子、未来的希波主教奥古斯丁的事业轨迹。从4世纪70年代初到386年他皈依基督教之时，奥古斯丁的事业的每个阶段都有赖于他人的荫庇。作为一名年轻的教师，奥古斯丁得到了故乡塔加斯特的庇护人罗马尼亚努斯的支持。罗马尼亚努斯给奥古斯丁提供了财政支持。而且几乎可以肯定，多亏了罗马尼亚努斯的干预，奥古斯丁被豁免了作为市议员之子对塔加斯特城应尽的义务。
[80]就是这项豁免权让奥古斯丁能够向社会的更上层攀登。从一个庇护人换到了另一个，奥古斯丁不断上升，远远地超出了艾赫拉斯城。384年在罗马，一位摩尼教朋友的荫庇让他结识了著名多神教徒和老派元老西玛库斯。可能正是西玛库斯的支持，让他得以北上米兰任教。[81]一年以后，奥古斯丁故技重施，希望通过“身居高位的朋友”的帮助获得总督的职位，因此，尽管有繁重的教学任务，他还是坚持定期参加这些大人物每天接见门客和请愿者的招待会。[82]
[83]到达罗马后，阿利比乌斯很快就看到了庇护制更邪恶的一面。他的工作是一名高官的法律顾问：
那时候有一个极有权势的元老。很多人都因为他的贿赂或恫吓屈从于他的权力。他想像往常一样动用他的影响力去获得一些不合法的东西。阿利比乌斯选择抗拒。元老承诺了贿赂，但他不为所动……于是元老开始威胁。他不被这些威胁所阻。人们对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人物很是惊奇，因为他既不愿意和一个有权势的人做朋友，也不怕得罪对方……这个人可是有数不清的方法，让人受惠或是让人受伤。
如果存在一种传统罗马的机制能够把分裂的精英阶层捏在一起，这种机制就是久经考验的庇护制。只需要看看罗马元老昆图斯·奥勒留·西玛库斯的书信，我们就能了解到一个大庇护人是如何工作的。西玛库斯四分之一的书信都是举荐信。通过书信，西玛库斯得以编织一张关系网，使他从他在罗马的宅邸通向西部帝国上层阶级的各个阶层，其中既有毛里塔尼亚的主教，又有西班牙的马匹饲养员；他还为汲汲营营的修辞家和医生给高阶廷臣和令人生畏的蛮族将军们去函。西玛库斯的书信展示了一个高度分化的精英阶层的微观世界。
[85]然而，西玛库斯努力用书信罩住的社交圈所表现出的彻底的多样性，造成了这个机制的一个弱点。在4世纪，存在太多的庇护人，他们来自彼此间有潜在冲突的群体。不再存在一个单一的庇护链，能够从上到下地满足一个单一、固定的群体。因此，对于很多追求成功的人来说，现实已不再是“条条大路通罗马”了。
比如，新兴的有钱有势的阶层共享了一种极端新潮的衣着模式。晚期罗马帝国的服装打破了传统罗马衣着的古典限制。精英阶层的新衣把宫廷和军队的价值元素带到了各地，基于军事制服，他们刻意淡化了军事的和民政的、罗马的和蛮族的之间的区别。一种紧身的束带上衣——饰有编织丝绸的大片镶饰，被穿在带有精致刺绣的裤子上面；一件同样绣有亮眼的彩色条纹和斑点的厚重的披风，被披在身上，用一个蛮族工艺的领针别在右肩上。
伴随着这种服饰风格的，是一种表达社会区别的新方式。然而，有精致褶皱的罗马外袍须配合一种古典的仪态。外袍强调了——在这样一个纵然是热衷于战争的社会中——公民价值的至高地位，这体现了古典教育在精英培养中的重要性。这些精英在公共场合的自控力和仪态维持着优雅的平衡，就像他们已经彻底吸收的古代作者的句子。披挂在昂贵但简单的布料外面的罗马外袍的褶皱，反映了一种相似的处变不惊的仪态。
穿着新式服饰的人可不是这样。这种服饰表现了那些步入艰巨角色的新人的能量，它包括有强烈对比性的不同层次。束带上衣和紧贴身体的裤子，把身体裹在厚重的质地里；但大披风扣在领针上，以一种毫无约束感的幅宽从肩上垂下；披风在追逐中的猎手的身后飘扬，当大人物掠过荫庇在他们之下的门客时，它也飘扬在大人物的周身，像帆布全张的帆船一样向外面的世界展示漂浮的刺绣丝绸织成的“大画壁”。
这种服饰确保了无论是在外省还是在罗马，有钱人都会看上去和别人不同。这种想要模仿军队的蛮族趣味的欲望是男性特有的，上层妇女的服装并没有受其影响。事实上，她们的服饰突出的是炫目的珠宝和对珍贵织物的使用——吊坠耳环、手镯、项链，以及落在色泽鲜亮的丝绸和金线布料上的沉重金链。考虑到女性在支配财产上的限制，对于妇女来说，最易于利用的财富形态就是包裹其身体的绚烂衣饰。在这个意义上，妇女代表了一种可支配财富，这种财富处在最令人担忧的流动状态中，即便是那些有意逢迎基督教女性庇护人的教士也对此有所批评。妇女把流动的财富携带在自己的身上，并把财富储藏在自己闺房的大箱子里。出身贵族阶层的基督教女性，她们的私人衣橱里的织物就能为一所教堂提供足量的丝绸罩布和祭台布；一个贵族女性单单通过变卖她的珠宝，就足以资助在罗马城中央修建一整座方形教堂。
总而言之，不分男女，有钱人被期待在外观上出众，就好像天堂鸟在一群八哥中一样。看一看6世纪拉文纳城镇居民的动产清册，就能够立刻以晚期罗马帝国的标准来辨别谁有钱谁没钱。斯蒂芬努斯有一件丝绸和棉线质地的衬衫（深红和鲜亮的葱绿色）、一件丝绸的花绿长袍、亚麻裤子、两个织毯，还有一个名叫“被抛弃者”的奴隶。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一个名叫古戴利特的被释奴。他有一件老旧的染色衬衫、一件有装饰的衬衣，以及一件厚布质地的老旧的短外套。古戴利特可不是个乞丐，他拥有少量的财产，在罗马这个大城市也有一个住所，但他是一个缺乏色泽的人。晚期罗马帝国在穷人和富人之间有一条明白无误的边界，古戴利特是属于色彩灰暗的那一面的。
然而，我们需要记住，服饰和其他惹眼的财富标志并不只被看作对私人财富的宣扬。奢侈和戏剧性的表演是满足公共需求的。从3世纪开始，辉煌的庆典趋于取代大型公共建筑。当民居连同其影响力趋于衰弱的时候，公共演出依旧在继续。自皇帝——他那嵌满珍珠的王冠和紫色长袍像教会用的法衣一样，负载了宗教般的威严——向下，那些执掌公共权力的人把这种权力浓缩在自己的身体之上。相比那些在之前的世纪里簇拥而起的、展现了城市荣耀的沉默的古典建筑群，皇帝、总督和城市领导们的公共外观不过是纳秒量级的展示。但是，这些高级的庆典场合被看作“绚烂”的爆发，它们以一种彻底公共的方式展示了城市和帝国的威严，目的就是让旁观者震惊。
同样重要的还有，晚期罗马帝国的财富标志能够根据其拥有者资产的多寡来调节。晚期罗马帝国的服饰趋于俗丽。它有一些显著的特征——宽大的镶边，以及被缝进厚重衣料中的圆形饰物、衣用珠宝做成的胸针和花式衣带。然而，恰恰是因为如此艳丽，这种服饰能够用并不贵重的材料仿制。在行省的小贵族当中，精心染色的羊毛和亚麻被用来替代真正有钱人使用的丝绸和金线]
以同样的方式，在外省显贵的庄园和城内宅邸里，精致的粉刷、饰有壁画的墙面以及精心铺就的地板镶嵌画，是对真正有钱人那闪耀着难以想象的财富的宅邸中装饰炫目的黄金和大理石的模仿。[92]非洲的陶器——4世纪欣欣向荣的制造产业的杰作——廉价但做工精巧，展示了大人物所用银器上古典神话的精彩场景。在外省城市的显贵台面上，象牙和贵金属牌匾的陶制仿件构成了对罗马贵族专属的显赫和激动人心的大型竞技的回响。[93]贵重材料使用上的差异，使富人阶层能够容纳不同的层级。尽管远离权力中心，但身处今天的葡萄牙南部地区的地主或许也在建造精美、装饰着优雅的小型雕塑的大厅里进餐。但他们进餐用不着展示。他们满足于使用地方陶器，这些陶器都是照着考究的非洲陶具的样子细心塑模的。[94]关于4世纪帝国西部地区的地方精英，一个令人惊异的事实是，帝国宫廷绝没有从他们的视野里消失。在碎片化和高度党派化的状态下，地方家庭竞相展示他们新获得的财富。在这种炫富竞赛中，他们采用的是一种帝国范围内通用的语言，其通用程度令人吃惊。在帝国首都或庞大的帝国庄园发展出来的建筑风格，在各个行省中被采用，并流传开来，还常常被巧妙地迷你化，以适合地方客户的钱包。这种借用给市内宅邸和乡下庄园带去了“皇家的”庄严感和考究的建筑工艺，尽管有些庄园不过是扩展的农舍罢了。
这种模仿效应在极微小的细节、极偏远的地区都有体现。在不列颠，某位皇后可能会以胡椒罐的形式出现在一位罗马军人的桌上（这位军人掩埋的器皿和囤藏的硬币在东盎格利亚的霍克斯尼被发现）。它由亮色的白银制成，黄金质地的薄涂层突出了皇后的皇冠和珠宝。
事实上，正是在不列颠南部，我们能够最好地体会在4世纪帝国影响力的波及范围。赛伦塞斯特向西15英里，在伍德切斯特的一个大庄园，一座造型优美的神话主题的雕塑被发现。它矗立在一座宏伟的大厅之内，位于画有俄耳甫斯的大幅镶嵌画旁边。
伍德切斯特庄园可能曾是西不列颠行省总督的官邸。这个行省从科茨沃尔德穿过塞文河地区，直到几乎尚未罗马化的威尔士山区。因此，这位总督在伍德切斯特的宅邸就坐落在由君士坦丁确立的晚期罗马帝国社会秩序的最远端。而那座在庄园发现的有精确古典风格的大理石塑像是从地中海东岸一路被运来的，可能来自狄奥多西一世皇帝380年之后在君士坦丁堡开设的作坊。[98]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这座伍德切斯特的塑像就提供了一张极不寻常的即时照片，让我们看到贵重物品跟随帝国治理人员从帝国的一端到另一端的迅速移动。像伍德切斯特这样的庄园的荣光愈加让人感伤，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荣光在若干年之后就走到了尽头。在半个世纪之内，不列颠就不再是罗马帝国的一部分了。罗马的帝国政府在410年之后撤出，那种在4世纪由国家创制的鲜明的阶层区分随着“后帝国”的不列颠社会迅速且粗暴的平均化而消失了。
在欧洲大陆，5世纪蛮族入侵带来的帝国权威的危机，以一种与不列颠的处境相比或许不那么戏剧化和不可逆的方式终结了黄金时代。在这本书之后的部分里，从5世纪20年代往后，我们将进入一个不同的、没那么活力四射的时代。因为5世纪重演了3世纪的危机，但区别是帝国这次没能再从中恢复。但这些都属于预想。在4世纪中叶，即我们的故事开始的时候，没有人能预见到如此激烈的发展。在那个时候，来自上层社会的信息很直白：他们的服饰、他们精心装饰的家居，甚至是把他们与位于财富和权力最顶端的人物和礼仪连在一起的器皿与贵重艺术品——这一切都暗示了，有钱人是和其他人不一样的。他们之所以不一样，在于他们都在以各自的方式为一个强大的帝国工作。
因此，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4世纪的黄金时代同样也是一个帝国的时代。让财富和有钱人如此与众不同的，是两个因素的组合——以金币计算的巨额的可支配收入，和因为帝国服务或是皇帝的眷顾而获得的帝国特权。以此为背景，我们现在应该转而去考察4世纪社会中一个新兴群体的地位——在君士坦丁如此慷慨地向他的支持者派放特权的受益者中，这个群体最与众不同（自然也最令人意想不到）。让我们来看看基督教会的领导人物和他们的会众。作为著名的312年皈依的结果，君士坦丁决定赋予他们和平与特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