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民初，战乱频仍，国势羸弱，致使大批国宝级文物流失海外，令人扼腕。百年之后，随着我国国运昌隆、文化兴盛、艺术繁荣，文物收藏、鉴赏和研究盛况空前。
小画君今天推荐一本由著名文物研究专家编写的、21世纪以来外国研究中国文物海外流失的重要论著——《近代国宝海外流失录》。
这本书钩稽散在世界各地的珍稀资料，系统梳理出近代中国国宝外流的过程、渠道等以往鲜为人知的史实，为海外流失文物的鉴定与收藏提供了重要参考，也为海外重要文物的追查和回购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线索。
八国联军在1900年8月15日占领北京，之后便立即开始掠夺。而且，德军元帅瓦德西还特许“军队公开抢劫三天”（《瓦德西庚子回忆录》，瓦德西元帅著）。但这也仅仅是开端，掠夺之火一旦被点燃，便难以熄灭。此后数日，各国士兵在京城内外大肆抢劫。尤其是稍晚入城的德军，其野蛮行径，和俄军一样猖獗至极。然而进行掠夺的不仅仅是入侵的八国联军，还有居住在北京的洋人、土匪、残党等也纷纷乘乱闯入，北京城内外哀鸿遍野。
光绪皇帝和西太后出逃西安后，皇城陷入无主状态。凡是显眼的店铺，不论大小都被洗劫一空。八国联军以追剿义和团残党为名，闯入富人家宅，金银财宝，衣物器具，无不抢夺；大资本家、高官乃至皇亲国戚的宅邸，无不遭劫。
特别是各国抢先确定占领区域后，被改造成驻军宿舍的宫殿、离宫、庭园、寺庙、祭坛、领事馆以及有名的寺院等，和清朝有关的建筑都沦为侵略者的嘴边之食。例如，日军占领顺天府，英军强占天坛，美军侵占先农坛，法军霸占西什库，俄军抢占南海，德军逼占社稷坛。
时入9月，八国联军的掠夺仍在继续，掠夺的范围也从贵重珠宝延及日常用品。9月末，各国洋兵终于感到“山穷水尽”，可掠夺的物品开始逐渐减少。
譬如日本把抢来的银块作为战利品，一部分用作战地经费，其余大部分送回本国。也就是说，日本虽然公认通过国家层面的军队缴获了战利品，但原则上没有承认士兵个人掠夺。但是，后来报纸上公开大肆讨论所谓“缴获”问题。山口师团长手下士兵的个人掠夺行径被详细曝光，上升为政治问题，遭到强行搜查，但最终真相被敷衍过去，不了了之。士兵通过各种渠道巧妙地带回金块、银块、马蹄银、金制摆件、珠玉、丝织品、书画古董等，或据为己有或换成现金。此外，还有当场变卖后直接汇款回国的，也有先存钱后带回本国的。日军自称“秋毫未犯”，且军纪严明也受到他国赞扬。但实际上也曾进行过相当规模的掠夺。
俄军（特别是哥萨克士兵）粗暴至极，甚至遭到列强举枪相向。他们对金银、珠宝饰品、毛皮等物品兴趣十足，对陶瓷等不感兴趣的东西则大肆破坏。
法国也一样，参加各国指挥官会议的弗雷德将军将掠夺来的40箱财物运往欧洲（但在法国海关出了问题，有可能已被遣送回中国。《庚子大事记》）。此外，在西什库教堂，司教竟然公开以巴黎教会的支票作为交换，从士兵手里购买掠夺品。不过，法军讨厌司教垄断买卖，后来也让士兵在市场自由贩卖了。
英国禁止个人的掠夺行径，组织战利品搜索队，将掠夺品集中在公使馆进行正规拍卖，拍卖所得按官位高低分配。进行有组织的掠夺与利益均沾，也就是谋求公营化，但其实不过是美化掠夺行径而已。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不久，古玩集市便陆续出现。10月中旬，古玩集市在日美占领区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
10月初，从与俄占区仅一线之隔的北新桥到东四牌楼这1千米左右的大街上，兜售掠夺品的露天摊铺排得满满当当，客人蜂拥而至，拥挤不堪。平常无法企及的贵重物品在这里竟能以意想不到的低价轻松入手。而无比野蛮的俄占区却异常冷清。这样一来，治安良好的日占区内形成了人山人海的热闹场面，建立了各国军队能够自由交易的市场。掠夺者、商人、客人，各种赤裸裸的欲望交织在一起，热火朝天，产生一种不同寻常的混乱感。人人都想一攫千金。
美战区的情形也大致如此。进入10月，与德占区交界的虎坊桥到菜市口以西的“骡马”大街，成千上万的小摊从早晨起便开始拍卖古衣、珍珠、宝石、丝绸、古玩等，都是上等货，但价格低廉。原本价值十两的物品此刻一二两便能入手，其中大半都是掠夺品。（《庚子记事》）随着治安渐趋良好，各处都兴起了古玩集市。补充一点，日占区即便到了转过年的1月末，其繁华程度仍数倍于平日，由此可知掠夺品数量何其之多。
掠夺品拍卖在英国公使馆内进行，拍卖会场由四名官兵组成的奖品委员会负责指导，盛况空前。买家不仅是西方人，还夹杂着中国人。时至9月，作为占领区的天坛也开始进行拍卖，据说参观人数超过千人（佐原笃介，《拳事杂记》）。不仅如此，各国军队也都开始进行拍卖，使拍卖会与古玩集市一样成为掠夺品售卖的常规手段。
此时的北京，云集了各地投机者，他们想乘此千载难遇的时机，大赚一笔。其中，“各处商人，特别是专程赶来的美国商人，很早就开始经营，获得了暴利”，其他列强商人也包含其中。他们把在北京买到的东西一部分在北京转卖，还有很多寄往本国。“满载掠夺品的各国宝船挤满白河，陆续驶向天津”，此后从天津运往海外。也就是说，除了各国军官直接送往本国，即纯粹的“掠夺品”之外，也有被拿到古玩集市售卖或拍卖后经商人或个人之手运送到本国的大量“商品”。
贩卖的商品以宝玉、丝绸、毛皮为主。之前提到的瓦德西元帅写道：“贩卖的商品中，出现最多的是古铜器、各个时代的瓷器、玉器，接下来是丝绸、刺绣、皮革制品、铜瓶、剔红等，但其中鲜有金银制品。”
《平定西域战图》：乾隆皇帝一生数次远征，但唯独为纪念平定准噶尔和回部尔大小和卓叛乱，特地让郎世宁等四位传教士画了《平定西域战图》，并委托法国科学院做成巨幅铜版画，当时的中国还没有这种技术。耗费巨资与时间，最终完成了16幅一套的“乾隆帝的征服”。为制作一张原画竟需要“一张铜版及两百张印刷画”，但其中一部分因义和团运动时期奥地利军的掠夺而散失（新关公子，《郎世宁的一生及其评价》）。另外，该画的绢质画轴被德国汉堡民俗博物馆收藏，虽然这两件文物之间的关系尚不清楚，据说也是义和团运动时期被联合军掠夺的文物。
《女史箴图》：相传这幅画为东晋顾恺之所作，但其实原作已佚，现存版本是唐宋摹本，藏于大英博物馆。现在一般认为，这幅画作是在第二次战争中英法联军占领北京时被掠走的。
王羲之《游目帖》：这件名品命运多舛，清乾隆年间为乾隆皇帝所藏，并镌刻于《三希堂法帖》内，该作品后由日本广岛的安达万藏收藏，1945年毁于广岛爆炸。历经千年的时光流转，终化为尘埃。
文物作为中国历史的精华，由每个残酷的时育而成，历经淘汰流传至今。在这些非凡卓越的艺术品中，蕴藏着无限的生命力，凝聚着光辉灿烂的时代精神，呈现出从根底流淌出来的严肃崇高之美。这种强烈锐利之美，既挑起了整个中华文明的主流脊梁，又超越了时代与地域渗透到全世界，达到一种真正的普世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