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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7年德国在中国暴露出其帝国主义面目之前，中国人将德国视为一个值得尊敬，而且在某种程度上值得效仿的国家，尤其是它所表现出的通过军事手段来显示政治实力和威望的能力。因而，晚清的自强运动中曾在某种程度上借鉴了德国军事训练及组织的经验。
其次，那些有意与中国进行贸易的德国人常常各自盘算能从中国市场获取丰厚的利润，并为此展开明争暗斗，争斗一般在规模小而又行事谨慎的进出口公司与大工业和金融机构之间展开，后者对中国市场往往有更庞大的规划。
虽然第一艘德国商船在埃姆登的普鲁士亚洲贸易公司的资助下于18世纪50年代就曾远航中国，但直到19世纪的前半叶，中德贸易多半是由陆路，即经西伯利亚进行的，直到俄国的转运税使走海路更有利可图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中德之间的官方商务关系是从1861年9月2日签订的《天津条约》开始的，该条约使普鲁士和其他的北德意志关税同盟国家获得了最惠国待遇。
1895一1896年间，德国对华海运的船只数量，仅次于英国而名列第二；德意志帝国极有可能是中央帝国的第二大进口国；德国在中国建立的商行数，也在英国之后列第二；德华是除英资银行外在中国建立的首家外国银行，德国人已经有实力要求英国银行家在对中国政府的贷款中让出一席之地。
直到1890年代后期，德国是仍未对中国显露出威胁的少数国家之一。刚完成统一且经济迅速扩张的德意志帝国对致力于自强的一代中国官员是一个鼓舞，它是“一个弱国如何通过计划与努力，快速有效地增强自身实力”的榜样。
德国的政治制度及其所显示出的促进中央集权的绝对权威和消弭国内歧见两方面的能力，成了19世纪90年代末期中国一些改革者的楷模。中国对德国的钦慕在军事领域表现得最为具体。自强运动最关心的是军事现代化，这是面对西方挑战首先会产生的反应。
与1871年撰写了《普法战纪》的王韬一样，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和其他中国高级官员都对普鲁士在统一战争中获得的成功留下了深刻印象。李鸿章早在1872年就派遣数名官员去德国受训。他1885年在天津设立武备学堂时，聘用了德国督导。不久，张之洞也仿而效之，在广东附近建了一所武备学堂。
接下来的中日甲午战争充分暴露了中国军队的无能，朝廷批准建立两支以仿效德军的组织、训练和指挥系统为主的新式军队，这就是张之洞的自强军和袁世凯指挥的新建陆军。自强军在1898年之前是由男爵冯·雷岑施泰因少校为首的35名德国军官来训练的。
克虏伯公司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它自1880年代末起就得到了向总督李鸿章和张之洞供应重型军械的可靠合同。那些受雇于李鸿章的前德国军官中，相当一部分扮演着“军事技术顾问和克虏伯公司代表的双重角色。例如，李鸿章曾聘用一名德国人指导旅顺港的扩建，克虏伯公司就确保了该港防御工事建筑合同中的主要份额。
那些受雇于张之洞的德籍工程师，则利用他们上上下下的关系，在1891年促成了一项小规模铁路合同的签订。类似的合同还能在华中及沿海各省里找到，为了让中国官方相信与德国公司签订进口和安装整套工业设备合同的必要性，德国人做了艰苦的，说起来令人难以置信的努力。
中德关系的第一阶段中止于1890年代。1890年之前，德国在走向帝国主义过程中带有俾斯麦个人的色彩——否认经济发展需要殖民地，并力图限制德国政府在欧洲以外的拓展行为，德意志帝国即使在中国谋求工商业利益时，也没有对中国主权构成真正的威胁。
但是，德皇威廉二世日趋上升的个人统治最终将德国对华关系导向了肆无忌惮的侵略，这是其外交政策的特征。约翰内斯·冯·米凯尔的“聚敛政策”和海军上将冯·梯尔皮茨的海军战略都旨在通过增强海军的力量和“世界政策”来稳固德意志帝国的国内基础，当二者结合为一体时，德国在亚洲的行径就再也掩饰不住其帝国主义本性了。
1897一1902年这一时期中德关系的特点，或许在威廉二世——一个坚定的“黄祸论”信仰者——对参加前去义和团起义的国际救援部队中的德国军人告示中得到了最好的表述。德皇要求陆军元帅冯·瓦德西麾下的军队，要以匈奴人的行为方式行事，以使德国的威名家喻户晓，“要用这样的方法使中国人再也不敢对任何德国人侧目。”
撇开堂皇的言辞，义和团及随后的索赔标志着德国对中国的侵略达到了顶点。胶州租借地和其中的青岛港成了德国的“样板”殖民地和显示其海上帝国主义的舞台，但德国在此后的十四年里也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约翰·施莱克尔指出，聪明而果断的中国政治家牵制了德国对山东内地的威胁，并切实地限制了租借地本身的独立性。德国海军当局在自己所辖区域内所致力的市政管理、教育、公共卫生和促进商业等活动，其后被视为是对当地发展有意义的贡献。
1902一1914年间，德国的新强权政策在远东有所收敛，中德外交关系的紧张度也相应地有所减缓。然而，德国对华政策又是矛盾的，尽管德意志帝国有时表示出愿在更平等的基础上与中国交往，但它更多地是以帝国主义强权的地位来与日益坚定地要保卫国家主权的中国政府打交道的。
德国在亚洲的外交孤立，是导致这一矛盾现象的部分原因。1902年签订的英国一日本同盟和1907年清楚地表现出来的俄一法一英三国协约都能证明这一点。德国一方面试图把中国列为其“维护远东力量平衡”的伙伴，于1907年提议建立个德一美一中三国同盟，但该计划很快就失败了。
这些相互抵触的态度可能在德国人1912至1913年间参加列强向新创的中华民国提供“善后借款”的谈判中找到了最佳的说明。德国企图通过联合清朝的继承者来结束其外交孤立，故而在那场拖拖拉拉的“善后借款谈判中抢先一步，于1912年率先单方面给予新政府600万德国马克的贷款；次年，又放弃了在山东修建更多铁路的特权。
德国最终参加了1913年底提供“善后借款”的国际合作，并承担了总额12160万美元贷款中的24%。很明显，德国在对中国的民族主义者让步至何种程度才符合自己利益的问题上，并不十分确定。放弃铁路权可算是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对弱者的让步，可要指望从威廉的帝国手上再得到更多的东西就不现实了。欧洲战争爆发后，德国提出将胶州归还中国以图“补偿”，目的只是为了防止这块租借地和德国的财产落入日本人之手，但已为时晚矣。
获得胶州湾租借地及德国1898年后在华所显示的帝国主义强权地位，并未对中德贸易的规模或者性质产生多大影响。1895一1913年间德国对华出口保持着相对的稳定，大约是其出口总额的1%，但德国对华出口物的价值却在此期间增长了两倍多，这和1913年占中德贸易总量不到3%的胶州没多大关联。尽管有那些给人印象深刻的现代设施和大宗的政府投资，青岛在两国的经济联系方面却并不那么重要。
较大的贸易商行拥有充足的资金来保持自己对德华银行的独立性，而且许多老牌商行依旧与英国在香港和上海的银行有联系。此外，随着相关业务的扩大，它们作为英国公司的中间商与转运商的作用越大，其独立性也就越强，德国商行1913年承运了外国输入中国物资总数的19%，其中出自德国本土的仅占7.75%。
德国商人们为此受到泛德意志团体的指责，说他们将商业利润置于民族利益之上。企业家们也加入了谴责商人的行列，他们宣称，商人们的世界主义及保守性阻碍了德国工业突入中国市场的能力。
现在让我们来对梅尔歇斯与不莱梅公司进行简单的考察，该公司是当时的一个主要贸易商行，对它的考察能为洞悉那些在对华贸易中有决定性作用的商行的内部运作情况提供有价值的资料。
梅尔歇斯公司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华最大最重要的德国贸易商行。赫尔曼·梅尔歇斯于1864年到达亚洲。1866年他在香港建立了自己的商行。起初，他从事进出口业务及近海航运，1870年代，因面临英国蒸汽船的竞争，商行只得集中力量从事前者了。1877年他在上海设了一个分行，以后又设了不少分行：1884年在汉口，1909一1910年在重庆、天津、九江，最后是在青岛。
梅尔歇斯这类商行靠着中国人获取收入，所以它们对自己的进出口业务做得并不如它们相对雄厚的资金所能保证的那么大。梅尔歇斯和其他商行更注重在欧洲有可靠市场的中国农产品的出口，而不是欧洲工业口的进口。这种(持久的)贸易失衡主要是它们对中国人经商方面的不信任，当然还有对中国经济和政治不稳定的恐惧。
例如，梅乐歇斯能够在装船前验看货物的质量与数量，以此控制对欧洲出口的风险。相反，在对华进口上，货物抵达之日可以说就是风险开始之时，这些货物在数月前就预订了，且几乎都未预付款。因而对中国市场来说，的消费品比昂贵的工业品保险系数更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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