迈向战争之路 – 德意志帝国的修昔底德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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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昔底德陷阱”这个词,貌似从西班牙“无敌舰队”覆灭后,就开始变成形容一连串大陆体系国家挑战海洋民族全球霸权的专有名词。和平崛起可能么?战争是否无法避免?我想,这可能是目前每个关心当下国际局势的人都想知道的问题。可惜,这个问题太大,老马回答不了。但是老马能做的是,告诉大家过去的故事,也许有聪明的人能从故纸堆里,知道未来问题的解决办法。这也许是一连串的文章,也许只是一篇文章(视老马时间和心情而定:)),但如果能对各位有所启发,老马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大陆系国家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平衡周边强国的关系,这事关国家的生死(反观海洋系国家却不存在此类问题,毕竟最差还可以偏安孤岛苟且)。1871年的普法战争创造了一个崭新的德国,但是如何让这个新生儿在欧陆强敌环伺的环境中生存下来,这是德意志三驾马车之一的帝国宰相奥托.冯.俾斯麦需要思考的。

从“三十年战争”到“七年战争”,再到“拿破仑战争”,每次大战,德意志地区无一不是被周边列强裹挟着加入(可能腓特烈大帝有话要说),柏林从来没有作为过欧洲秩序的制定者来掌控自己的命运。如果要想掌握自己的命运,尤其作为一个新兴的大国,就必须要拥有自己的外交主轴,就必须要拥有自己的盟友和势力圈。当俾斯麦意识到即使通过施加巨额赔款也无法阻止法国再度复兴时(50亿法郎的赔款国债被法国民众及英国财团以5.91-6.06%的利率抢购一空),如果想避免“七年战争”时被围殴的惨剧,他在大陆能选的盟友就只剩东面的俄国和南面的奥匈。

但出于历史恩怨以及对彼此的不信任,德俄奥三方于1873年10月签订的协议仅仅是一个1815年“神圣同盟”的升级款,并没有给俾斯麦实质的联盟。也许是出于为了试探各方的反应,也许是为了检验这个升级版“神圣同盟”的成色,当1875年3月法国宣布将其军队的所有团-营-连规模扩编1/3时,俾斯麦决定用舆论为下一场对法战争做试探。在这场后世称为“军马危机”的试探中,德国舆论的鼓噪(4月2日《科隆日报》,4月8日《柏林邮报》)引起了欧洲列强的剧烈反应,英俄都表示绝不接受德国对法国的战争威胁。在后续近3周密集的外交斡旋后,俾斯麦意识到必须要进一步隔离法国,同时打造以柏林为中心的新外交体系。

危机向来都是打破旧体系建立新体系最好的办法,而当一般人只看到危险时,牛人总能快速抓住机会。当1878年3月,第十次俄土战争临近结束时,俾斯麦就看到了一个绝妙的机遇。表面上看来,俄奥因为对巴尔干问题分配的不均(《圣斯特凡诺条约》对大保加利亚的安排)几乎要大打出手,连英国也要横插一杠,但这恰恰给与了柏林一个参与调解各方矛盾绝好的机会。难么?很难,因为本身俄奥,俄英之间就有很深的矛盾,尤其是俄奥的矛盾,直接威胁到了之前签订的德俄奥三方协定。不过,一旦能协调成功,带给柏林的政治利益也是巨大的。

俾斯麦第一次开始扮演所谓的“真诚居间人”(honest broker)的角色,在当年7月13日柏林召开各方协调会。“柏林会议”的直接结果很难说成功,虽然俄奥止兵,但小保加利亚方案让俄国觉得受到了背叛。俄国随后断然退出了三方条约,沙皇亚历山大二世还在1879年8月向德国提出通牒,要求德国就未来的外交政策发出一个约束声明。

俾斯麦却顺势在1879年10月同奥匈签订了共同防御协定(“双国联盟”),正式将奥匈帝国拉入了自己的同盟体系。俾斯麦此招可谓向死而生,当大家都认为这会刺激俄国,甚至将其推向法国的时候,俾斯麦却指出:法国的影响无法渗透到东欧,俄国必然面对德奥的直接压力,届时,俄国将只剩下投入柏林体系唯一一条路。事后我们可以说,这一手的确赌的成分更多,但成人的世界,本来就没有事情的概率是100%,所有的决定都只能由当事人在有限的信息下做出。当1881年3月13日,沙皇亚历山大二世遇刺身亡后,俾斯麦的“赌博”迎来了曙光,新沙皇亚历山大三世内外交困,只能与当年6月同德奥签订了新的协议,史称“三皇协议”。

“三皇协议”应该是柏林在历史上第一次开始引导欧洲的外交秩序,它带给德国的外交局势,远远好于上一版三方协议。协议不仅彻底隔离了俄法结盟的可能,同时暂时划分了俄奥在巴尔干的势力范围,然后又暂时一脚踢开了英国对博斯普鲁斯海峡插手的机会。“三皇协议”在1884年第二次续约成功。加上1882年5月,和法国存在殖民地冲突的意大利加入德奥同盟(“三国同盟”成立)。以及当年10月,有罗马尼亚加入“三国同盟”,以对抗沙俄的压迫。俾斯麦的新外交体系终于迎来了最高光的时刻:一个以柏林为中心,穿越维也纳,圣彼得堡,罗马,布加勒斯特的蜘蛛网已经成形。

作为这个复杂精巧的外交框架的构造者,俾斯麦被当时报纸形容为“像一个天才的杂技演员,可以同时玩弄五个飞球而不落地”。奥多.罗素也写到:“在圣彼得堡,他的声音就如同福音,如同在巴黎和罗马一样。他一张口,得到的就是人们的尊敬,而他一闭嘴,人们就开始忧虑”。俾斯麦成功的秘诀在于:他成功抓住了德国外交的主轴,即必须要避免两线树敌。腓特烈大帝当年的奇迹不是每个人都能创造的,在欧洲大路上维持多多的朋友才是关键。同时他也正确的意识到:英国不可信赖,绝对不能让英国插入到大陆框架内来。这些框架的描述都包含在他1878年6月在巴特基辛根疗养留下的“巴特基辛根笔录”中。

但是,俾斯麦的这个复杂机器背后,却存在着致命的弱点,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弱点将逐步暴露出来。

有这么一句话说得好:大国外交靠内政,小国内政靠外交。一语道破了国际政治和外交的本源。俾斯麦体系的核心问题一直在于:德国的高层们无法超然处理国内政治对国际外交的影响。

比如,在对俄关系上,俾斯麦体系的灵魂是尽力保持对俄友好,至少是善意和平。俾斯麦能在执政的前半程做到这些,靠的不仅是妙舌生花,更是人世间最俗的东西:钱!

德国是沙俄19世纪70-80年代最重要的投资者。按照Borsen-Enquete-Kommission的数据,1882-1892年十年间,德国借给俄国超过4800万英镑,占全部出借资金的18.3%。而根据Charles P. Kindleberger的数据,1887年前,俄国政府的总债务达到了62.5亿卢布,1/3是外债,而其中60-67%被德国持有。两国良好的金融关系始于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在钱的面子下,什么外交构想都好谈。但是这种良性的循环,在1879年开始走下坡路。

起因是德国开始对俄国的谷物征收高额的关税。我们在这里必须要简介一下德国的政治构架,让大家能更好理解德国1879关税法案出台的原因。

德意志帝国的权利构架从上到下分别为皇帝-联邦议院-帝国议会。皇帝为整个帝国最高统治者;帝国宰相作为皇帝指派的代表,直接指导联邦议院施政;联邦议院理论上为帝国最高立法机构,由26个联邦成员派驻代表组成;帝国议会为全国所有男性选民选出的权力机构,可以发起,阻止以及修改法案。

这套系统存在的问题是:联邦议院反映的是各邦国的利益;帝国议会反映的是帝国整体政党的利益;这二者之间很多时候并不统一;帝国宰相的老板是皇帝,坐在宰相这个位置上的人,需要平衡,这三股力量的此消彼长,会显著影响宰相对内对外政策的方向;同时普鲁士一家独大(皇帝一直都是普鲁士国王,宰相绝大部分时间是普鲁士宰相)。

1879年时,宰相需要平衡的最大的压力来自于普鲁士王国。在面临国外进口谷物冲击时,当地的容克阶级(大地主)要求维持更高的谷物农产品价格。可普鲁士的自然禀赋没法和海外农产地区(尤其是俄国)相比,所以容克们的诉求简单粗暴:提高关税!这当然会影响德国同俄国,法国和英国等农产品输出国的关系,但容克们不care。帝国宰相俾斯麦,虽然心理厌恶(他是自由贸易者),但谁让他同时又是普鲁士宰相呢?只要他还想在德国政治舞台上混,容克们的利益就不能得罪。于是,1879关税法案顺利出台,德国对进口的谷物,肉类,纺织品等开始征收重税。德俄关系开始出现裂痕。

到了1887年,帝国宰相要平衡的压力源又变成了德国军方。因为俄国每年从德国证券市场大量的募资,这些钱用在推进俄国现代化上,这让德国军方极为不爽。军方对俄国的敌意早在1859年奥匈帝国和皮埃蒙特-撒丁的战争期间就存在了,当时赫尔穆特.毛奇就提出了所谓的“Titanen kampf”(泰坦之战)理论,即日耳曼民族的最终统一,最终很可能要靠法国和俄国对日耳曼人的两面夹击来实现,而打败俄国是赢得泰坦之战的关键。毛奇和他的幕僚们在此后的岁月里中,每年都要修订对俄的作战计划(著名的Ostaufmarsch,向东进军,和后来的施里芬计划正好相反)。军方无法坐视德国证券交易所每年提供给潜在敌人这么多融资便利。于是,1887年11月,顶不住压力的俾斯麦,命令帝国银行(Reichsbank)停止接收俄国债券作为借款的抵押品,这导致俄国从德国证券市场融资的能力一落千丈。当然,德俄关系的裂痕更大了。

出乎俾斯麦和德军方意料的是,德国以为断掉了俄国的水,但却把俄国推到了法国人那边。1888年到1890年法俄谈妥了六笔债券融资。而且俄国人发现,在法募资,融资快,成本低(比德国市场要低1%以上,下图我们摘自Bersch等人的文献,私人部门折现率代表金融市场实际利率)。于是,短短3年间,德国在俄国对外融资市场的地位彻底被法国取代。德国人一直怕俄法联合,现在却成了法俄亲近的推手,俾斯麦当时可能真的欲哭无泪吧。

我们刚刚聊的是俾斯麦体系无法平衡国内方面的压力。同时,柏林还面临着更大的问题:“三皇协议”存在的俄奥无法彻底解决的矛盾。之前俾斯麦能做到的仅仅是表面化解,实际延缓俄奥冲突的爆发,但到了1886年8月保加利亚危机期间,俾斯麦发现,俄奥双方可以因为巴尔干的一个小国在一个月内就准备全面开战(他在1888年2月帝国议会演讲中调道:“。。。保加利亚,这个在巴尔干和多瑙河之间的偏远小国,不论如何也谈不上重要。。。仅仅为此,从莫斯科到比利牛斯山,从北海到巴勒莫的整个欧洲竟然要卷入一场没人能预测的了的战争。只有当一切尘埃落定时,我们才会惊恐的发现自己究竟是为何沦落至此。”)。而可以预见的未来,类似的冲突还会越来越多,而俄奥两国的反应也会越来越激烈。随后签订的“第一次地中海协定”,能做的仅仅是维持现状,但各方的怨恨是如此之深,连俾斯麦也无法顺利将俄国再拉回到原有体系内。

为了弥补这个可怕的“漏洞”,俾斯麦在1887年6月,和俄国签订了一份极为秘密的协定。即《再保险条约》。老马称这份条约为俾斯麦绝望的挣扎,为了拴住俄国,俾斯麦不得不在条约中出卖了奥匈和土耳其的利益,不惜违背“三国同盟”的约定,也不惜推翻“第一次地中海协定”的束缚。在这位帝国宰相28年生涯中,这么狼狈还是第一次。而且《再保险条约》也不“不保险”,这份临时抱佛脚的条约充满了矛盾和危机,其赋予俄国的地位,和德国之前对奥匈,对奥斯曼的政策相互排斥,这等于给未来德国的外交关系埋下了一个定时炸弹。

1888年,是德国甚至世界历史上至关重要的一年。3月到6月,俾斯麦先后送走了一直支持自己的老皇帝威廉一世和极度亲英且有着一个敏感老婆的新皇帝弗雷德雷希三世,迎来了年仅28岁的威廉二世。

此时,德国的政党政治已非十年前那样孱弱,帝国议会中左中右势力经常吵得不可开交,政党已经开始影响到德国政治的天平。而威廉二世的到来扰动了德国政坛,也让长期被压制的德国社会(SPD,拥有100多万党员)看到了翻身希望。谁也没料到,这是压垮俾斯麦体系的最后一根稻草。(多说一句,今天欧洲各个国家的社民党在第二国际期间逐步融合了社会主义的中思想,所以算是的远亲)

俾斯麦在1878年强推的《反社会主义法》,就是为SPD量身定做的。这个左翼政党,三天两头组织罢工暴动刺杀皇帝(威廉一世被刺杀了2次- -!),俾斯麦作为保守派领袖,为了维护身后容克和那些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必须要把SPD踩在脚下。

但是,1889年12月-1890年1月,俾斯麦在帝国议会推动《反社会主义法》延长审议案时,因为保守党的倒戈,遭到了彻底失败。在威廉二世幸灾乐祸的注视下,1890年2月20日,德国议会选举,右翼政党惨败,自由思想党的席位增至两倍,社会的选票也翻倍达到了150万张。

此时,俾斯麦执政的基础已经不存在了,帝国议会政党的大洗牌意味着俾斯麦往后任何施政纲领都会受到重重阻碍。但俾斯麦还有一线希望,只要皇帝还支持他,宰相还可以东山再起。但早就看着俾斯麦不爽的威廉二世于1890年3月18日要求俾斯麦辞职,20日,俾斯麦不得不黯然离开了办公室。著名的“俾斯麦时代”就这么令人咋舌的结束了!

当俾斯麦落寞离开柏林时,他的“五球游戏”也到了垮台的时刻。当威廉二世和他的那帮近臣们还在忙着庆祝可以独自“掌舵”时,他们很快就会发现,脱离了俾斯麦,他们根本无法运作之前的那套体系(当然,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也不屑于在前人树下乘凉)。俾斯麦时代德国对外签订的一系列条约协议,都严重依赖国际社会对俾斯麦个人威望和信誉的认同。“领航员”俾斯麦下台后,各国政府急切的需要德国政府重新确认那些条约的有效性。

1890年3月20日,威廉二世刚任命列奥.普里维继任德国宰相,接着,德国就收到了沙俄的信息,要求在3月31日前,再次确认《再保险条约》的效力。卡普里维认为,自己无法像俾斯麦那样同时玩转“五个球”这套复杂的系统。外交部政务秘书弗里德里希.冯.荷尔施泰因更认为,俾斯麦的外交策略充满不可调和的矛盾,处理那些充满矛盾和未知风险的条约,就好像黑箱里拆炸弹,只有俾斯麦这种高手才敢玩。同时,军方代表毛奇和新上任的总参谋长冯·瓦德西上将(就是领着八国联军进北京那位)也表示和俄国的友好无助于改善德国的境况(睁眼说瞎话)。就这样,德国高层一致认为《再保险条约》的保留毫无必要,沙皇在31号等来了令人失望的消息:德国不再续约。

《再保险条约》的失效,标志着“五球游戏”体系正式的,俾斯麦过去28年核心的外交思想就是避免两线作战,在德法矛盾不可调和的背景下,只能稳住俄国。德国一次次在各色危机中来回协调,甚至不惜出卖和自己关系更近的奥匈的利益,给俄国不停地灌安心丸。此外,俾斯麦对孱弱而且不安分的奥匈帝国一直心怀芥蒂,不仅担忧德国天主教中央党和奥匈对德国新教体系的侵蚀,也防备过度和奥匈捆绑在一起后被拉入巴尔干的泥潭。所以他选择让俄国和奥匈相互制约。心高气傲而短视的威廉二世,加上低能的宰相和外交秘书,还有愚蠢而又固执的军方,在短短一个月内就毁掉28年来的一切。没有了《再保险条约》,所谓的“三皇协定”也就没有了存在的必要,俄国发现自己突然在大陆上没有了可靠的盟友,只剩下一个法国可以供他选择了,1890年开始,俄法关系开始爆炸式的升温。

今天,我们再度回顾俾斯麦时代时,也需要认识到,“五球游戏”破产的必然性。俾斯麦体系的维持,需要一个拥有巨大声望,得到国内支持,同时能理解欧洲各国利益诉求的人来运作。俾斯麦走后,他的继任者无一能同时具有以上全部特点。同时,俾斯麦体系充满瑕疵,它的基础在国内支持,德国国内政治势力的消长,严重影响到宰相对外政策的制定;它的核心在“拖+补”,为了把不可能黏合的各个国家黏合在以柏林为中心的网上,俾斯麦不得不用一个套一个的协议和密约来“坑蒙拐骗”。这个体系的基础从来不牢靠,而修复的外交关系也从来不是铁板一块,而随着基础的垮塌,对外“补”的手段的用尽,俾斯麦体系是迟早的事。俾斯麦的离职,对他而言某种程度上也是好事,最起码他不用看着辛苦搭建的赌台毁在自己的手里。

老马一直认为,这个世界上,哪个国家能幻想得到盎格鲁-萨克逊人的长久友谊,那一定是场“白日梦”,但怀着对英国又爱又恨心态(大概率遗传自其父母)的威廉二世却偏偏不信邪(我有什么办法呢- -!)。

说实话,从浅显的逻辑而言,威廉二世“新政策”思路没错:英国和法国在非洲殖民地上矛盾重重+英国和俄国在中亚及远东经常冲突+英国无法单独面对法国和俄国的挑战=德国和英国可以结盟。但是他忽略了英国百年以来避免深度介入欧陆事务的“光辉孤立”政策,以及无法容忍大陆出现能挑战英国全球政策的强权的底线(当然,当时德国也还没有变成十几年后的经济怪兽)。在对英关系上,俾斯麦之所以多年来一直保持着礼貌和虚伪的善意,是因为他明白,游离在大陆外的盎格鲁人,不可能真正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插手大陆事务。当年腓特烈大帝充当盎格鲁人的打手在大陆苦战7年然后险些被抛弃的故事,至今还历历在目。但天真的威廉偏偏认为可以凭一己之力来撼动欧洲上百年来的外交格局(他后来的确做到了!)。

拒绝续约《再保险条约》后,德国一直在对英国示好,从1890年8月的《赫尔戈兰-桑给巴尔条约》,到1891年7月英国军舰访问了德奥意三国的港口,看起来英德关系一片火热。但威廉算错了一件事,在英德联盟还没影的时候。法国和俄国率先感到了压力。

当法国已经完全主导俄国对外融资市场的时候,双方的联盟本来就是水到渠成的事,现在英德奥意四国的接近,变成了法俄结盟的催化剂。1892年8月,双方总参谋长签署了针对德国的防御性盟约。1893年12月和1894年1月,双方政府分别宣布,正式承认双边关系为盟友级别。俾斯麦一直避免的噩梦,毛奇念念叨叨的“泰坦之战”,终于黑云压城了(可惜毛奇1891年就走了,不然他肯定会兴奋地跳起来)。

读到这,各位应该有印象,法俄的结盟,前后用了快6年,如果算上早期接触,实际跨度超过10年。俾斯麦搭建成自己的体系,前后也用了15年。他把俄国拉入“三皇协议”,用了8年。国与国的接触和结盟,绝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更不是各位在P社游戏里点几下鼠标就能完成的任务。威廉二世作为一个没有耐心和经验的年轻人,自然无法体会国与国之间结盟背后那些复杂的纠葛。

一旦发现在对英结盟上没有进展,威廉的外交策略立刻开始摇摆起来。他力图用显示实力的办法,“逼迫”英国投入他的怀抱。于是从1893年秋天开始,英德双方在萨摩亚群岛,非洲大铁路,德兰士瓦共和国等问题上连续交锋,让英国政界对德好感明显降低,再加上爱德华七世对威廉(二者为舅甥关系)各种看不上,英国舆论界也开始肆意开起德皇的玩笑。当1895年末(甲午战争后,刚发生完“三国干涉还辽”)威廉向俄国新沙皇尼古拉二世提出建立法德俄“大陆联盟”时,全世界的政治家和外交家都懵圈了,大家在猜测,德国究竟想和哪一国结盟,德国的外交主轴究竟是什么?不知道当时已经隐居的俾斯麦知道这些后会不会激得一口老血吐出来,而彼时已在坟墓里的毛奇可能会气得在里面打滚吧。

我们今天再看这段历史时,会发现威廉二世的“新政策”让德国的对外政策在俾斯麦下台后的6年里完全丧失了方向,忽左忽右,摇摆不定。他过分的想当然,同时又极度依靠个人好恶来做出判断。而此时宰相和外交秘书已经变成了一种附属品,甚至连他们自身都没有统一的对外策略。取代卡普里维的新宰相霍亨洛厄不反俄,而一直呆在外交部的荷尔施泰因则是一个坚决的反俄分子,加上军方偶尔跳出来施加一下压力(瓦德西走了,施里芬上台了,军方政策从之前的西守东攻变成了东守西攻),德国政府甚至都不知道自己应该和谁保持友好关系。俾斯麦时代,德国还能依靠不断修补外交策略实现左右逢源,而后俾斯麦时代,德国的外交空间在不断的折腾中开始变得越来越小。

我们前面说过,大国外交要看内政。德国工业化进程的加速,导致在19世纪末,大批政党粉墨登场,各股势力都在争夺对政府政策的主导权。这种演化的根源是德国的人口结构正在发生巨大变化。人口结构又代表不同的经济诉求,进而让其代言的民间组织和政党去争取左右德国内政和外交策略的转向。下图引自Borchardt的文献,可以看到德国从事工业、矿业和商业金融的人数一直在稳步提升,而同时从事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的人在不断下降。一产和三产的人最关注的是国内,而对贸易和金融最敏感的人,是二产的从业人员。

这段时间,德国国内一些比较比较大的民间组织有泛日耳曼联盟(Alldeutsche Verband,政治诉求和土地联盟Bund der Landwirte相近,强调保护德国人的利益,属于保守派)、德意志殖民协会(Deutsche Kolonialgesellschaft -政治诉求为扩大德国殖民地面积,吸引资本投资殖民地,属激进扩张派)和德意志海军协会(Deutscher Marinebund-政治诉求为扩大海军规模,保卫德国海外利益,属扩军派)等。这些团体小的有十几万会员,多的,如海军协会,有超过100万会员,他们对下发动舆论攻势,要求输出资本,要求保护日耳曼人的权利,要求扩大海外市场,要求扩军备战;对上借助内阁里各色的大员,在威廉二世耳边各种吹风。

而威廉的“世界政策”(Weltpolitik)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提出来的,按照新任国务秘书:伯哈德.冯.比洛的说法:“总而言之,我们不希望把任何人丢到阴影下,但是我们也需要争取自己在太阳下的那一片土地”。德国终于要参与到对世界的瓜分中去了。

德国参与瓜分世界,第一个遇到的拦路者就是英国,作为世界头号殖民地帝国,英国对任何企图染指其殖民地势力的国家都万分警惕。于是海军协会的创办者冯.提尔皮茨也粉墨登场。在他鼓动下于1898年3月推出的第一部海军法,预示着德国军事政策的重大转折。在向已深受马汉《海权论》影响的威廉二世解释时,提尔皮茨的算盘打得啪啪响,建立一支大舰队,既可以维护德国海外利益,也可以逼迫英国结盟(“风险理论”,即德国的舰队,不需要达到英国的规模,但是需要维持在一个可以让英国人不敢轻举妄动的水平,以迫使英国人主动贴近德国),同时每年额定的造舰计划还可以拉拢国内重要的钢铁卡特尔们,形成稳定的利益联盟。

我们且不说提尔皮茨这种动人家蛋糕,又想逼着人家和你一起分享蛋糕的奇怪脑回路是多么的可笑,就看看1898年3月到1903年2月这4年间,德国外交部们那些“猪脑子”们的奇葩操作,就会明白,英国无论如何也不可能和德国结盟。

也许是被压迫太久,也许是每个舔狗不敢面对转折的本能,当时任英国殖民地大臣的约瑟夫.张伯伦,向德国驻英大使冯.哈茨菲尔德提出建立“防御性联盟”的提议时,德国外交系统的第一反应是:英国佬要给我们下套!当然,“女神”要是向你表白,你可以直接拒绝,但是千万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吊着人家。我每次读到这段,都会笑出声来,估计俾斯麦做梦也没想到,自己的继任者竟然认为可以通过不断的拖延反复来迫使盎格鲁人让出更多利益(威廉:我就是这么认为的)。

最终的结果是灾难性的,4年的拉锯战让英国人彻底对德国失去了信心,加上1900年6月德国还修改了海军法,对每年造舰的规模,将原来5年16艘战列舰的计划调整为17年38艘,英国人开始对德国的态度感到愤怒。所以1903年2月,爱德华七世单独召见德国大使,以讽刺揶揄的语气将其嘲弄了一番,也就不稀奇了:“虽然长久以来英国和德国双方在很多国际问题上都通力合作。。。。但法国人正在催促英国同其达成关于殖民地纠纷的协议,现在看来,同法国人达成协定是最好的选择”。紧接着,5月份,爱德华七世顶着巨大压力,访问了宿敌法国,受到了法国政府热烈欢迎。随后,双方政府秘密签订了《摩洛哥协定》,为了换取法国对英国在埃及和下苏丹地区殖民地的承认,同时,也可能是处于对德国的报复,英国人将自身利益并不多的摩洛哥的主权利益出卖给法国,也将德国在当地的利益暴露在法国人面前。这不仅标志着延续100年的英法恩怨得到了妥善解决,而且代表着德国开始正式成为欧洲外交的“靶子”。不过,直到这时德国政府还蒙在鼓里,报应很快就要来了!

我明白,一定会有人站出来说:如果不是威廉二世和比洛一系列的“骚操作”,英德应该可以顺利结盟。我不得不说,这种想法真是naive。所谓“匹夫无罪,怀璧其罪”,英国和德国之间的矛盾从来就是本源的,而不像和俄国一样存在明显的互补。

1871年德国实现统一后,德国的经济得以在稳定的环境中快速发展。从工业产值来看,1861-1873年,德国平均的增速是3.8%,对比英国是3.3%,法国1.8%,而到了世纪末,1891-1900年,德国的平均增速为4.8%,英国下降为1.6%。

到1913年(以1990年价格水平为标准,World Bank),德国GDP占全球经济比重比1870年提升了33.7%,从6.5%提升到了8.7%。而同期,老牌强国如英法都出现了下滑,按照Biaroch的文章数据,德国工业产值占世界整体比重从1860年到1913年提升了300%+,而英国则下滑了超过31%。1912年末,德国超过英国成为全球第二经济强国。

得益于义务教育的推广,识字率大幅提升,高素质的人口叠加高增长率,德国的生产率开始迅速超过英国。按照Broadberry的文献,德国的生产率在1913年是英国的125%。

又如钢铁生产,Robert C. Allen在其著作《1850-1913年的国际钢铁行业竞争》中计算出,德国在1906-1913年期间,钢铁价格已经全面低于英国,显示了极高的竞争力。

同时,德国在1907-09年钢铁生产方面,不论是单人产出还是单马力产出,全部超过英国,和美国不相上下。

德国在19世纪末经济实力快速增长,已经让英法等老牌帝国感到了切实的压力。这些压力,反应在英国最看重的两个方面:贸易和金融。

自由贸易是大英帝国的命根,零关税才能满世界铺货。但德国为了保护自身弱小的产业,在19世纪后期,采取了李斯特提出的贸易保护主义理论,逐步提高了进口关税。

早期这么做问题还不大,但当德国后期产业做大后,也没见到他主动把税率调下来,反而借着自身的高生产率,大量向国际上倾销物美价廉的产品(好熟悉的场景)。从1897年到1913年,德国出口规模扩大了177%,达到了24亿美元,年化增长率为6.6%;同期英国只增长了115%,年化增长率只有5%不到。而且德国的贸易逆差大幅缩小35%,同期英国只缩小了14%。英国人不生气才怪!

Hugh Neuburger和Houston H. Stokes做了个测算,如果不发生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将在1926年超越英国,变成世界第一大出口国。贸易是英国立国的根本,德国不断挤占英国市场的过程,就是英国愤恨与日俱增的过程。1897年,英国报纸《星期六评论》写道:“如果德国明天消失了,世界上所有的英国人都会变得更富有一些。国家之间曾为了一个城市或继承权而进行几年的战争。它们难道不会为每年2.5亿英镑的贸易而开战吗?”英国外交大臣阿瑟.贝尔福1907年更是说道:“在德国建造更多船夺走我们的贸易份额前,我们不对他们宣战的话简直就是傻瓜。”

当然,英国人选靶子是有自知之明的,大洋对岸的美国就没事。说白了,美国的人口,市场规模,军事潜力,都不是英国能吞的下来的,1812年英国已经尝试过了,除了被揍得鼻青脸肿外,也没捞到啥好处,所以英国只能默认美国的崛起。而对于只隔了北海的德国,大英帝国可没这么好的耐心了。

第二个让英国窝火的是金融。德国的金融体系从1871年后才开始全面发展,一直存在先天的不足:债券融资利率高(在对俄融资那一段我们提到过),股权投资发展不起来。债券利率高,这个倒是帮着吸引了不少国际资本,但是国内投资者却不喜欢投资德国自己的股票(因为分红少,资本家需要把每年赚的钱用来扩张,我们今天金融上说的CAPEX,就是这个指标)。国内投资者跑到海外买股票,导致德国资本一进一出,实际资本利用率降低。从1882年到1892年,平均每年德国吸引的海外资金(基本是债券)在2500万英镑规模,而这段时间,每年德国投资者跑到海外(主要是伦敦)购买股票的规模在700万英镑,意味着,28%的资本走了个过场,又流回到了海外。作为英国,当然开心,既赚取了高额利息,又能提高伦敦证券市场的估值和流动性,这就是成熟金融体系对于后来者的收割。

为了应对资本外流,从1894年开始,德国政府规定,凡通过境内账户购买海外企业股权,要被征税,在1900年和1909年,德国又两次上调了税率,逼着资本回流。这种保护性策略,自然招致了英国和法国的不满。

让英国人不爽的还有德国开始变成资本输出大国,在国际市场上和英国争抢资源。按照Sodersten的数据,1880年,德国占全球外资直接投资(FDI)比例为12%,1914年已经上升到16.3%,而英法仅仅维持在原有水平,甚至还略有下降。

FDI的本质,就是在全球占据资源,你到国外投资的矿山,田地,这些是FDI,不可直接变现。而那些通过股票和债券市场买的股权和债权,因为可以随时交易,不算是FDI。只有FDI才能达到最直接掌控资源的目的。

所以,英德之间是存在根本的利益冲突的,英国其实没有什么特别需要依赖德国的地方,但德国却在几乎所有层面构成了同英国的竞争。这就是我们今天讲的,互利才能互惠,互相有需求,大家才不会打架。今天期盼中美交好的人,就和100年前的威廉一样naïve。英国即使向德国伸出过橄榄枝,也只是想拉着德国去保卫英国自己的殖民地,二者之间绝对不可能存在长久的友谊,更不可能存在坚固的联盟。

1904年10月的摩洛哥危机,宣告德国对英国的“亲善”政策彻底失败。被英法密约蒙在鼓里的德国突然发现,自己一年有500万贸易额的摩洛哥市场一夜间被法国人控制了。如果说帝国内容克们对谷物价格的下跌无法容忍,那么贸易工商派们对海外市场被如此赤裸裸的驱逐也是难以接受。当法国在1905年开始逼着摩洛哥政府改革时,已经升任帝国宰相的比洛在3月的帝国议会演讲中咆哮道:“摩洛哥的现状不容改变!”

正如17年前保加利亚危机期间,俾斯麦感叹的那样:“欧洲完全没有必要为如此无足轻重的小国开战”,现在,威廉和他的大臣们面对类似的情况,却没有了以往的定力。德国军方更是搬出了“泰坦之战”的计划,时任总参谋长的冯.施里芬力主对法立刻开战,争取在1个半月内横扫法国,彻底解决两国延续了40年的血仇问题。

如果不是最后关头法国人退缩,估计第一次世界大战会提前9年爆发。法国人之所以退缩还是因为英国佬一如既往的在最后关头卖了自己的队友,一旦发现有被卷入欧洲大战的风险时,盎格鲁人的第一反应就是赶紧跑回自己的小岛上。

但是威廉此刻却无法向当年俾斯麦对俄国那样及时收手,不仅因为他的个性使然,也因为国内军方,贸易派的巨大压力让他无法退缩。老马不禁回想起,1866年萨多瓦决战后,俾斯麦以辞职相逼,力保奥匈,才给后面德国的南翼留了一个忠诚的盟友(俾斯麦也没料到,这个盟友后面竟然会吃定了德国,将其拉入了毁灭性的大战)。一个优秀的政治家,一定是一个懂得分寸的人,知道什么时候向前,什么时候后退。但是威廉不是,比洛也不是,他们更希望享受短期羞辱法国的快感。所以威廉才会在法国退缩后,依然要求召开国际会议处理摩洛哥事宜,才会很无厘头的向沙皇表示希望建立德俄联盟(结果当然是不成,沙皇个人倒是很喜欢德国,但是无奈国内大臣们已经持有巨量法郎资产,这么做等于断他们财路)。

这两件事,不仅让法国意识到退缩不会让德国人收手,还让英国人发现:如果不帮助法国,那么万一德俄走到一起,法国人将被迫加入德俄体系,那时候就是大英帝国的末日。可以说,威廉在一手促成了法俄联盟后,又亲手缔造了英法联盟。

不难想象,1906年1月16日的阿尔赫西拉斯(西班牙)国际会议上,德国猛然发现,自己成了那个孤家寡人,身边只站着奥匈和摩洛哥。而英法俄,甚至意大利都站在了自己的对立面。威廉二世的小算盘彻底落空,还在国际会议上被彻底羞辱了一把。

只有一个德国人乐见此景,提尔皮茨!第一次摩洛哥危机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1906年5月的“第三海军法案”,帝国议会快速的通过了额外建造6艘“德意志”级战列舰及其他舰船在内的总额9.4亿马克的额外海军预算。这反过来更让英国国内对德敌意陡增,舆论开始恶毒的攻击德国皇室,民间更是开始以“野蛮人”来形容德国人。法国则看到了契机,只要不断挑衅德国,就可以让英国人更紧密的贴在法俄联盟上。

随着1906年12月,英国“无畏”号战列舰的服役!德国人启动了“第四海军法案”,决定开建自己的无畏舰,修订后的海军法案要求德国到1917年保有17艘无畏舰和6艘战列巡洋舰。说实话,老马已看不懂这时德国人还不断向赌桌上加码的理由。任何智商正常的人都可以明白此时英德同盟的可能性比母猪上树还低,提尔皮茨也在1910年的时候提到过:“(这么做的目的)。。。。。是让英国能在未来(我们)同法国的冲突中保持中立。”但我只能说,德国人根本不懂盎格鲁人的想法。在海权上挑战(或者表现得像挑战一样)英国,只会将英国推到对立面,而不是让其贴上来。英国人的对抗手段也很简单,1909财年开建8艘无畏舰,海军预算增长42%!自此,海军竞赛的漩涡已经牢牢吸住了英德双方,将两国一步步拉向全面冲突的深渊。

当之前英德之间的竞争还仅仅限于官方层面的争斗时,1908年10月28日的“采访稿丑闻”,则彻底锁定了英国民间对德国的敌意,其手段之阴险,用心之良苦,一百多年后的今天,我们依然可以在盎格鲁美国那边被发扬光大。

在《每日电讯报》特约记者斯图尔特.沃特利上校的刻意引导下,威廉原本对英国释放善意的演讲被断章取义,片面放大。同时,沃特利看准了威廉心直口快的毛病,特意在采访稿中着重强调了一个片段 – 威廉对其屡次示好英国而被拒绝的不爽:“你们英国人在面对一个伟大国家的友谊时竟然让怀疑战胜了理智,你们真是疯了,疯了,疯的像是3月的野兔一样!”这句话可能本身只是威廉对于沃特利的推心置腹,但是明显盎格鲁人并不会对威廉投桃报李,而是把这句话大肆宣扬,作为威廉鄙视英国人的直接证据。

在英国高层和媒体的谩骂下,威廉深受打击,不仅丧失了之前热情插手国际事务的兴趣,而且更陷入了好几个月的抑郁之中。没有尽到审稿义务的“罪魁祸首”比洛,很快也在1909年6月被迫辞职。在他任期内,德国的外交局势急剧恶化,不论是他担任外交国务秘书还是宰相的时候,他的能力只证明自己是一个还算听话的“宠物”,而无法带领德国在内政和外交上取得突破,老马看来,他根本不用为自己的结局鸣屈,he got what he deserved。

比洛的离职,带来了另一个深远的变化,新上任的宰相贝特曼.霍尔维格,是一个彻头彻尾的悲观主义者,其坚信欧洲大战已经不可避免。从此刻起,文官政府开始丧失对军队的控制,新上任的陆军总参谋长小毛奇和海军大boss提尔皮茨,逐步绑架了德国的政治和外交走向。

“欧洲迟早要为几个巴尔干的蠢货打起来”,1888年,俾斯麦还在任时如是说。20年过去了,他的预言正在一步步兑现。日俄战争的失败已经把沙俄逼到了墙角,以扩张维系皇权稳定的沙皇只剩下巴尔干一个方向。而奥匈也无法容忍沙俄和他的小弟塞尔维亚在巴尔干继续推行泛斯拉夫主义,否则帝国解体将近在眼前。1908年7月的波斯尼亚危机,本质上是两个都已被内部矛盾逼到悬崖边的帝国绝望的挣扎,而德国则发现,在危机恶化的链式传导中,自己的外交政策毫无回旋余地:如果奥匈同塞尔维亚作战,俄国一定会加入,这就意味着德国必须同俄国开战,而法国一定会对德国开战。同时意大利和英国则会狡猾的置身事外寻找投机机会。换而言之,只要危机在巴尔干爆发,德国必然处在“泰坦之战”的阴影下。

幸好俄国最后时刻服软,不然欧洲将会提早6年堕入深渊。但是沙皇的权威还能经受得住下一次的退缩么?如果不能,威廉将如何面对东面这头愤怒绝望的“巨熊”呢?

当沉寂了7年的摩洛哥再次掀起波澜时,之前沙皇的困境完整的落到了威廉的身上。法国人既然已经决定通过不断挑衅来绑定英国,那么在1911年4月,他们采用的方法就是简单粗暴。没有什么能比撕毁《阿尔赫希拉斯协议》 + 单方面改变摩洛哥现状更能刺激德国的了。在6月份德军“豹”号炮舰前往摩洛哥阿尔迪加港后,欧洲再次处于大战边缘。与上次不同,这次法国得到了英国和俄国的全部支持,仅仅是因为威廉全力拉住德国军队的缰绳,欧洲才没有在一个月内被战火席卷。

威廉这么做,也仅仅是推迟了矛盾总爆发的时间,因为在对外已经丧失回旋余地的情况下,他对内也丧失了继续妥协的余地。总参谋长赫尔穆特.冯.毛奇在写给妻子的信中抱怨道:“如果我们下次再夹着尾巴逃跑,如果我们不能用剑来保证我们的需求得到满足,那么我就要深深怀疑帝国的前途了。我会建议我们解散陆海军,然后我再辞职,之后我们干脆在日本的保护下,无忧无虑的挣钱变成傻瓜。”可以预料,下次危机中,威廉如果再次选择退缩,可能军队就要另请高明来坐那个“龙椅”了。

现在,沙俄和德国对外和对内都已经丧失了回旋的空间,在欧洲列强中,以退缩换和平的方案被正式盖上了“死亡证明”。而在唯一还能有余力斡旋的英国,我们会见识到类似费舍尔,丘吉尔,格雷等一众身在位高权重的政客是如何处心积虑的挑拨矛盾。他们将在最关键的时刻,带领大英帝国做出自己的选择,毕竟欧洲从来不缺想要拉着大伙一起“揽炒”的蠢货。。。。。。

文章的最后,老马来回答这么一个问题:似乎从19世纪末开始,德国军方每次危机中,都要跳出来鼓动战争,而且随着擦枪走火风险的上升,他们的喊声也越来越大,这难道仅仅是军方狂妄粗鲁的原因么?

简而言之,德意志帝国的财政构架是一个非常奇葩的存在。其脱胎于北德意志联邦,作为帮主的普鲁士,当初定下的规矩就是,联邦只征收关税,即间接税,作为联邦运作的税源,而直接税(我们熟悉的个税,农税等),都由各加盟邦自行花销。这个问题直到大战爆发时都没有解决,还好俾斯麦时代,这个老头开发了几种消费税,遗产税等税种,加上国有企业投资占到的分红和收益,才让帝国后期的财政收入不那么难看。(下图引自Witt的文献,单位是百万马克,可以看出,间接税Indirect到了1913年还是占帝国总收入的大头)

与之对应的是,帝国的花销却是统筹的,政府运作,国防开支,福利系统都需要钱。参考下面Andic和Veverka的文献,到了1910年,联邦收入就已经开始低于支出,到了1913年,二者相差4-5亿马克。联邦花销的大头是DEF,即军费,这部分还只算上了普鲁士和并入普鲁士系统的符腾堡,而萨克森和巴伐利亚是单独核算的。

所以,很多人引用军费对GDP和GNP的数字,证明说德国其实远远没有发力,稍微发力就可以超过英法俄的总规模,这种想法完全没考虑德国内部的税务结构和政治体制。

没有钱怎么办?只有一条路:借!到1892年德意志帝国政府的债务已经暴涨到18亿马克,随着海军建设的全面开启,1902年帝国债务已经达到了29亿马克。到1913年是50亿马克。所以大家才会在支出那一栏看到DEBT,一年利息费用已经近2亿马克,可以造2-3艘“皇帝”级战列舰了!债务规模的大幅增加,直接的反应就是债券价格从1910年的113马克暴跌到1913年的75马克,金融市场开始动荡,投资者开始怀疑德国的偿债能力是否还能支撑下去。

另一方面,要“感谢”孱弱的队友,德国在1910年前后基本就是在一己之力来对抗英法俄三国,勿怪呼小毛奇要抱怨道:“(你)没法在保持头等陆军规模的同时,还要和头等的海军去竞争”。当德国在1914年还可以仗着武器先进,军队素质高来对抗规模已经是自己2.5倍的法俄军队时,总参谋部预测,到1915年底,最迟1916年,德国连装备的优势都将不存在。到那个时候,财力已经被榨空的政府,还有什么能力支撑军队去面对英法俄呢?

所以当1914年萨拉热窝的枪声响起,内外交困的德国已毫无选择,只能大喊着“now or never”向着深渊跳了下去。

德国究竟是怎么沦落到和几乎全世界开战的?这个问题曾经困扰了我很久,当我完成这篇文章时,发现这其实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单纯的用海军竞赛或者威廉二世的鲁莽其实都无法完整解答。例如,一个国家如果要把握战略机遇期而崛起,对外必须要有明确的外交主轴,不可朝秦暮楚,也不可脱离实际;对内要有稳定的政治环境,健全的经济制度,同时还要有强力的政府去压制民间的各种鸡血和短视的诉求;政府要知道国家需要什么,这个需求不以5年10年为计划而改变,甚至要长达数十年去持之以恒的实施,等等。

俾斯麦只是特殊时期的一个特殊过客,他能做到的是在德国本就各种瑕疵的机体上尽力去修补,能维持28年的和平已实属不易。德国的矛盾是先天的,没有一个人愿意且有能力去做根本的变革,一旦类似威廉二世这样软弱且短视的领导者上台后,德国的毛病就会全面爆发。德国外交环境的恶化,看似是外交的问题,其实也是内在的问题。

所以似乎又回到了那句话:“大国外交靠内政,小国内政靠外交”,吾辈需哀之鉴之,小心谨慎,勿蹈覆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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