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大道这幢神秘洋楼藏着一位海关牛人的传奇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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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大学法学院毕业的张福运在收回外国人控制的海关权利过程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关于张福运的生平,因信息相对缺乏,而资料之间不能吻合,有的甚至完全对不上,造成以讹传讹的内容很多。天津文史学者张翔先生通过多种书籍和相关回忆录,以及其后人在美国的一些信息,拼凑出张福运完整的故事。

前面的线号,位于民园体育场旁,现为某高档法式餐厅。这是一个典型的花园式别墅,但门口有两块牌子,一块写的是“林鸿赉旧居”,一块写的是“张福运旧居”。根据林鸿赉后人回忆,这栋房子应该是张福运的房产,是在张离开中国前转让给林鸿赉的。而张福运和林鸿赉均没有在此居住过。

张福运是庚子赔款的留美学生,毕业于哈佛大学法学院,他最重要的贡献就是完全收回被英国人控制的中国海关。

但是,很长一段时间,张福运的事迹不为人所知。2007年出版了一本《张福运与近代中国海关》,虽然有其后人的回忆以及一些生平简介,但重点是介绍张福运与海关的渊源以及收回海关管理权的过程。在2012年出版了一本英文版的张福运的口述历史资料,颇有很高价值。这本书的名字叫做《Fu-yun Chang: REFORMER OF THE CHINESE MARITIME CUSTOMS》(张福运:中国海关的改革者)。这本书是198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The Bancroft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对中国学者的一个口述历史项目,当时张福运已经93岁了。这个项目采访了多位研究中国的专家,包括张福运、赵元仁等。因为加州大学与张福运签署了协议,直到2012年协议终止,张福运的口述文字才得以正式出版。

芝罘是三口通商时与天津同时开埠的,经济发展迅速,而且教会进入烟台非常早。他父亲颇有经商头脑,与外国人做生意,并且在地产方面投资很多。

11岁,张福运进入美国长老会开办的实益学馆,当时的名称还是“毓璜顶英文学馆”(今烟台二中前身)。在这里,他打下了坚实的英语基础,同时开启了解西方的一道门缝。

时间到了1908年秋,实益学馆的教学已经满足不了张福运的需求,于是他计划去省城济南找个学校继续学习。他先坐船从芝罘到青岛,再从青岛坐火车沿着胶济铁路来到济南。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在青少年阶段,所形成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一辈子都难以改变。一旦有机会,会以行动的方式实现青少年时期所构建的那种理想。这次出行,是改变他一生的一次活动。

在天津,住在易先生的亲戚家。此时已经是1909年春天。经过引荐,他找了一所英语学校的校长,但校长说已经过了入学季,学生太多不能插班,只有等到秋天才能入学。这让他极为失望,只能回芝罘。

时间很快到了1910年。北京,张福运参加了第二批庚子赔款考试。这批参加考试的有400多人,其中就有后来大名鼎鼎的胡适、竺可桢、赵元任、张彭春等。但是,如果去查第二批庚子赔款的留学生名单,72人中,是找不到张福运的名字的。这是为什么呢?

张福运的口述中给出了答案。庚子赔款考试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考英语和国文,国文的题目是“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说”,英文的题目是“借外债筑路之利弊关系论”。张福运这方面基础很好,考得不错,获得第三名;但第二部分科学、数学却考得很差。因此只能作为候补,他需要在清华大学学习,而不能随着其他学生于当年赴美。因此在第二批庚子赔款留学生中,并没有张福运,他的名字出现在第三批赴美学生名单中。

有资料说他1910进入了清华学堂,但实际上1910年清华学堂还没有建好,因此他在北京待了几个月。

与此同时,他发现众多外国银行控制着中国的经济,这对他刺激很大。因此他计划学经济、学金融,开一家银行来拯救中国。在这个阶段,与西方人对抗的一种心态正在他的心里产生萌芽。也就在这一时期,他剪掉了辫子。1911年3月,清华学堂的校舍建好,他正式入学,但仅仅过了3个月,他就离开清华园,回家准备赴美留学的事情了。

在后来访谈中,他提到王宠惠和周诒春时,开玩笑地说道“他们是耶鲁人,我不想谈”。王宠惠是中国大学文凭第一位获取者,1900年北洋大学法科毕业,后来在耶律大学获得法学博士。周诒春1909年毕业于耶律大学,后来成为清华园的第二任校长。

1911年他进入哈佛大学,1914年以优等生获得了学士学位。这一时期,他救国的思想和与列强对抗的心态不但没有改变,反而加强,唯一变化就是方式方法。原本要学习经济学当银行家,但他发现学习法律更能与列强抗衡。于是他进入哈佛大学法学院,1917年获得了法学学位。在后来他主持的“收回关税主权”问题上,法律武器被他应用的淋漓尽致。

另外,需要说明一下,美国的本科教育没有法学专业,必须拿到大学文凭后,才能进入法学院。因此1914年拿到学士学位后,张福运才能进入法学院学习。

根据哈佛大学的资料,第一位哈佛毕业的中国人是广东台山人陈联祥(Chan Loon Teung,1868-1917),1897年毕业于哈佛大学化学专业。陈联祥儿子陈耀真非常出名,是中国眼科医学的奠基人,1927年波士顿大学医学博士。

1918年回国后,张福运开始在外交部任职。期间还有一个小插曲,蔡元培邀请张福运去北大讲授法学,任命信都发了。但由于需要用中文讲授,而张福运却因为英文翻译为中文而犯难,还有一点因为讲师的地位要低于教授,没过多久,他便辞职。所以,他并没有真正在北大讲过课。但对蔡元培的评价很高。

在洛阳,他受到了吴佩孚的热情接待,但在谈话时,张福运感觉吴佩孚对华盛顿会议不太感兴趣。反而长篇大论北京政府的无能,以及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多么多么恶劣。张福运只是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三天后,他回到北京,不久辞去外交部工作,去交通部担任航政司司长。

12月的某一天,上海莫里哀路29号,张福运见到了孙中山。在60年后的回忆中,张福运仍然对当时的见面记忆犹新。整个面谈,张福运说话很少,都是孙中山在侃侃而谈。从话语中,孙中山始终坚信革命的理想,尽管没有军队的支持,但孙中山仍不放弃武装革命的想法。此次谈话后,张福运还想进一步了解孙中山的用意,甚至于考虑斡旋孙中山和吴佩孚合作的可能性。

直到转年3月,他才明白为什么孙中山取消了面谈。因为孙中山要筹划见一位更重要的人物,那就是苏联的特使——越飞。越飞全名,阿道夫·阿布拉莫维奇·越飞,这次来中国,就是探讨与中国哪一派合作的可能性。越飞首先与北京政府谈,但没有成功。因此秘密来到上海,与孙中山会面多次,商讨关于改组、建立革命军以及共产国际援助中国革命等一系列问题。最后,在1923年1月23日联名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这份宣言,奠定了国共合作的基础,后来的黄埔军校、北伐战争等均与此有关,可以说,是改变中国历史的一份重要宣言。张福运在这个历史事件上,打了一个擦边球。

关务署是财政部下面负责管理海关事务的机构,而国定税则委员会是一个联合机构,目的是为了收回海关权利而设置的,由关务署署长兼任。

另外,有的资料写他是“首位华人海关关长”这是不准确的,关务署是一个管理机构,当时行使海关职责的还是“总税务司”。那么,总税务司、税务处、关务署是什么关系?以及如何收回海关权利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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